姜维的终场战事（三）
“收”姜维
通过史书的寥寥数笔，我们也目睹了这一场粉身碎骨。
这样的粉身碎骨，足以让记叙的史官困惑且惶恐。
首先，陈寿在《姜维传》里引用了一段郤正的评说，提到「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掷，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
——说明当时的“凡人之谈”，还处于“论迹不论心”阶段，仅就姜维掺和钟会之乱、得到个“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下场来评说，“凡人”的评价多是“贬削”的。
陈寿也接着郤正的话补刀：「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对其结局用了“陨毙”一词，显然认为其咎由自取，简直像是得了失心疯。
姜维的“作死”，在80多年后由东晋人撰写的《华阳国志》《汉晋春秋》《晋阳秋》等史书（并由裴松之加注到《三国志》正文）里有了“新”说法，——虽然我们现在看《三国志》，已经潜意识把裴松之的注和正文视为一体、都作为“信史”来看，但别忘了，这些都是时隔近百年后的“补注”。
孙盛在《晋阳秋》里提到“永和初”（应该是桓温灭成汉前后）通过对“蜀地故老”的寻访得出了「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种会，因杀之以复蜀土」的说法，《华阳国志》（成都人常璩在成汉灭亡后撰写于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里甚至连密信内容「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竟也被披露得有模有样——而这原本是除非后主亲口向其亲信（如跟随他北上洛阳的郤正）吐露，否则谁也不会知道的内容。
钟会之乱的原始记载粗略紊乱，整个过程也是无数的神转折，前期姜维和钟会除了叨逼“闻君自淮南以来……”之外的具体策划、钟会对军队的实际掌控力（包括钟会“自以为”的掌控力和姜维观察到的钟会的掌控力，三者应该很不一样）、成都军力布置、包括正月十五至十八三天的姜维一方的时间表等等我们都一概不知（只能通过《晋书·卫瓘传》《钟会传》大概知道魏军的动向），但我们居然就是知道姜维的行为动机，知道他给后主发过密信，甚至密信原文都“大白于天下”。
岔开讲一句，正如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里所吐嘈的：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叫历史。
纵观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传统，其追求的不仅仅是“事实”层面的确定性，更是为了一种价值判断（Judge）的确定性。一旦“无法定义”“有失体例”，那么不惜增删事实（So-called“春秋笔法”）甚至污染信息源以使之可Judge的冲动or行动都是存在的。
从太史公时代开始，历史学家就一直存在缺乏实证的问题（记录朝廷君王公开言行的起居注从晋代才开始专职设定，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从北宋才开始兴起），但历史学家却似乎从不存在因实证不足感到困扰而放弃事后Judge的问题。
扯回到姜维，虽然“事实层面”有了新说法，但“Judge层面”——晋人对姜维的评价却没怎么翻新，孙盛因为姜维末了这一出作大死，直骂他「反覆于逆顺之间」「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你特么败都败了，就不能安静地去死吗？作这么多妖干嘛？
干宝也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同样是死，早一点在国亡主辱时自杀殉国你就重于泰山了，拖到钟会之乱被乱军杀死却是轻于鸿毛啊！
裴松之倒是引注后貌似说了点公道话「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计策本身是奇的，不能因失败了就说人家是庸才！但在《诸葛亮传》里，裴松之明着评价诸葛亮时，也顺带鄙视了姜维一把「姜维，天水之匹夫耳，（亮）获之则于魏何损？」他只是觉得姜维没有孙盛踩的那么差劲吧。
总体上讲，比起魏末晋初，东晋人（除了孙盛）倒也没有那么“司马家本位”地单纯把他作为敌国大将“贬削”，已可正常纳入“忠、孝、仁、义、节”的框架内来议论，只不过发现姜维实在“瞅哪儿哪儿不顺眼”吧。
一直到了七百多年后，事情才渐渐起了变化。
北宋司马光编纂通史向书籍《资治通鉴》（1084）涉及到这段历史时，毫不犹豫地采信了《华阳国志》“幽而复明”的说法，加上南宋末元初的胡三省点注「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胡三省于1286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姜维为复国而伪事钟会似乎已成盖棺定论，且这片“赤胆忠心”心也开始得到正面歌颂。
自此之后，姜维一生的军事成败已不是重点，他个人的品行操守也可忽略不计，惟他匡扶汉室至死不渝的忠心成了他最大的“亮点”。
到了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写道：「维志在复蜀，不成被杀，其赤心则千载如生。……维之于蜀，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已经把姜维与南宋的张世杰、陆秀夫相提并论，显然是着重于他们身为臣子却为“汉室/宋廷”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拳拳之心。
综上，姜维“忠君爱国”的形象——甚至君都让他不必再忠了还要死命爱国，甚至还既不是普通的不食周粟的“守节”，也不是自杀殉国的“以死明志”，而是操作难度无限大成功率约等于零的“投降谋反再复国”这种“Do Much More Than You Ask”的形象——遂由那些“不可靠的记忆”和“不充分的材料”相遇后，又一步步地由相隔数代的历史学家们驰骋纵横的Judge构筑完成。
这形象构筑一旦完成，历史的“确定性”便由此产生。
当然，两宋以后的儒家史官们费劲巴拉地去打捞一个几百年前还“不忠、不孝、不义、不节”的历史人物，不是突然吃饱了撑的。三国作为秦汉大一统后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一直是受后人瞩目的，但比起诸葛亮这种政治明星，或是刘关张赵等前三国时期一线重点人物，蜀汉政权的其他人物相对来说获得的关注和评价都少得多。如果不是两宋以后蜀汉政权本身的正统性突然获得了抬升，姜维这种边角末尾人物原本不会有除了贡献个“胆大如斗”这成语（隋唐时期）以外的存在感。
而儒家学者们一步步抬举姜维（即把姜维这样的豪俊异才打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忠君爱国的代言）的过程，既是儒家在魏晋经学衰落、道家兴盛、佛教东传之后，一步步又爬回思想界正统地位（aka 依附皇权）的过程，也是随着“正统论”的建立，历史书写逐渐偏向“尊蜀黜魏、尊刘贬曹”的过程。
先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自辩：对于三国、南北朝、五代这种非大一统时期，俺是搞不清那么多局部政权哪个是“正”哪个是“闰”的，俺写三国虽然仍以曹魏的年号来纪元，只是为了图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为了表示他不是“非尊此而卑彼”，他给了蜀汉以“汉”的名分而不是陈寿时代有贬低意味的“蜀”。
到了南宋，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直截了当地跟司马光叫板：你写历史怎么能只图方便而不顾褒贬，蜀汉才是正统！
在今人看来，这些个正统论都是扯淡的“看你屁股在哪儿”问题，但对于古代的历史学家却是最重要的政权合法性问题。
司马光的北宋也处在一个类三国时代（辽宋夏+金），宋虽占有中原，却没有统一天下，自视正统，却又不能无视其他与之共存的强邻政权（与辽有檀渊之盟，官方互称“南朝”“北朝”，还有后来崛起的西夏自称“西朝”，使得中原王朝没法再自视天朝上国），根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规律，论及历史时沿用隋唐观点仍以三国时代的魏为正朔，但也讲讲蜀汉的好话；
而朱熹的南宋真正地失了中原，更无力统一，只好就“同命相连”地从道德和名分上给三国时代偏安的蜀汉摇旗呐喊，称其为“正统之余”（就算不是正统本统），视曹魏为“僭国”。朱熹的理学在元明时又成了儒学中的正统，他的正统论观点遂影响深远且拥趸众多。
既然姜维所效忠的对象从“地方割据政权”摇身一变成了“正统王朝（余脉）”，那么他作为幸运（或不幸）的该朝最后一枚忠烈（“维死矣！汉斯亡矣！”），其牺牲自然也就得到了史家的圆场、认同与褒扬。
光是官史的春秋笔法、上层建筑的盖棺定论还不够，历史事实所附着的“历史意义”逐步扩散开来，漫延到坊间，惠泽至后世，大众的“历史意识”（aka 民间智慧）还会进一步深加工，由此衍生出传奇、话本、戏曲，以及雕刻、绘画等跨次元艺术载体。
从宋代开始市民文化兴起，百姓们听说书人“说三分”就偏爱蜀汉人物，到了明代，“蜀汉正统”已深入人心，于是迎合大众心理的评书、杂剧、小说、演义等文化产品也开始极尽聚焦+美化蜀汉人物之能事。
在吸纳了大量民间传说和戏剧话本基础上由文化人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姜维登场的“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便是对诸葛亮降服姜维的过程展开超凡的艺术想象。以至于后人评价，罗贯中写姜维看起来就首尾两端最精彩，中间随同诸葛亮六出祁山、诸葛亮死后九伐中原的过程都平平。
民间戏剧这一块，以三国为题材的脚本汗牛充栋，其中姜维做猪脚的有《收姜维》《铁龙山》《假投降/一计害三贤》等，也以《收姜维》最为出名，京剧、川剧、晋剧、湘剧都有剧目。
是了，就是“收姜维”，这是姜维登上历史舞台最醒目的第一步，而这个“收”字，似乎是在暗示——历史之外的他原本是蒙昧的元神，是不知Identification为何物的迷途稚子，到了这一步，可算是心神收拢，步入正途，一心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收姜维”的执行人是诸葛亮（一个背负了更多民间智慧阐释以至于面目全非几近“非人”的人物），但真正通过诸葛亮之手“收”了姜维的，是巍巍君权，以及支撑君权的道德世界：理学道统和忠孝观念。
——为了弥补真·诸葛亮执行收姜维时唯一的“疏漏”（即姜维母亲妻儿都还留在天水就带姜维入蜀，后来母亲写信让他回国他还拒绝“当归”，背上了不孝的罪名），民间智慧甚至还积极补上了“The 诸葛亮”派赵云去天水冀县接走姜维老母妻子的情节——这样，姜维就可以忠孝两全了，“收姜维”就收得完全政治正确了呢！
（一） OOC还是命中注定？
（二）“险境，就是我的庇护所”
（五）掉入历史的罅隙
（六）为何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