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的终场战事（六）
为何而战
一切都变得简单，不可挽回。
事情的发生并非出于偶然，
它们之间搭架着
美得无法言说的意义的桥梁。
我能成为一个怎样的对手？
我已经上路。[1]
最后一章，还是想讨论下最根本的那个问题：
他到底为何而战？
说起来，既然本文标题就叫“姜维的终场战事”（aka“姜维的闷声作大死”），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这篇文根本就不用存在。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是在动笔之前就找到了答案。
或者说，我一开始并没对标准答案报以任何多余的想法——那个无论我们从什么途径第一次听到姜维的故事，特别是他最终这场“作死”，我们都会同时被附送的标准答案：姜维之心，始终为汉。
但深入挖掘他的故事（并勘查积压在他骸骨上近1800年的历史地层堆积）后，他作死的勇气之惊天动地，作死的路径之迂回曲折，与他（标准答案所提供的）作死动机之直球、毫无心机，在我脑中形成了一股怪趣的对比。
并不是说我觉得他“应该”有比“始终为汉”更阴暗一些、或私人一点的动机。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那个在标准答案之外很快被大众找补出的更人性化、更个人的动机：为了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为了“继承丞相遗志”（就像很多小说、电视剧脑洞的那样，诸葛亮去世时姜维守在床边，聆听了他所有遗嘱）。——这其实是“同义反复”，丞相遗志嘛，当然也是叫你匡扶汉室咯！
在这里且不论“汉室”这个概念是指狭义的“拥护刘姓皇室为核心的蜀汉政权”，还是广义上的“两汉先贤们曾开拓的统一王朝&曾建立起的清明、仁德的政治体制”（游戏里简化为“仁之世”），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政治哲学上的疑问：难道“公义”（我们姑且把“仁之世”看做那个年代的普世价值）必须被认为是神圣的，无论实现它的权力需要多大牺牲，无论实现它要引发什么样的自然后果？
而且，以上“汉室”“报恩”的说法，如果纵向做个简单粗暴的延展（以黑子的无情视角），似乎可以变成这样的问题——
1）他是不是个受虐狂（“兴复汉室”这理想虐他千百遍，他还待它如初恋）？
2）他是不是个傻子（“报答知遇之恩”是否等于让恩人给你打下思想钢印，你一辈子不用反思不会变通不能逃避）？
3）还可以参考一下黑子的意见：他是不是个赌徒，最狂热的那种（以手中微乎其微的筹码，去博一个逆天功名）？
此外，若考察一下“汉室”和“遗志”的实际号召力，横向再做个拉长比较，我们还可得到这样的问题——
1）魏军大举压境，蜀汉朝廷上上下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并不fight with 姜维？
2）刘禅投降后，为什么其他人（即使不是带路党）不像他那样“始终为汉”？
3）我们（这些后世的历史读者）为什么会觉得他“没必要（做到这份上）”？
在敲写本文的过程中，我其实也对以前脑中想当然的历史观念做了一番梳理，比如：分裂时代对割据政权的阶段性效忠，和统一大业成王败寇的终极导向，历史评价的双标是否总是管用？政治人物的立场，是站在对身家性命、家族荣辱的关注，还是站在为国民谋福利、为社稷存亡搏命上，是否从来不是“修齐治平”的线性排序那么想当然？说是尽人事知天命，但为何天命好像总是站在行人事者的对立面？根据“政治选择人理论”，魏晋和蜀汉都是小联盟政权，按理说都是建立后就不好推翻的，但司马氏那边淮南三叛后愈发稳固，蜀汉这边却一推就倒，何也？……
不过，我毕竟智力有所不及，无法深入思考，也不想展开论述。并且，既然都啰嗦到这里了，我也Real一下吧——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作为活在当代的读者，我既不想站在“汉室”的立场，当然也不会站在“魏廷”或“晋道”的立场，抑或大宋、大明、大清……的立场，那是陈寿、习凿齿、司马光、罗贯中、毛宗岗们的立场。
不过就算身处当代，我既不能因为出生在统一的新中国，就站在“统一就是好就是好”的立场，也不能因为我籍贯是四川人、我喜欢四川、喜欢成都等原因，就天然追慕起历史上第一个在四川建立政权的王朝，站在“蜀（巴蜀）汉（汉中）这有个小国也挺好”的立场。
这些，都不是姜维这个人——一个我们看起来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大势/潮流”中，然而其实更像是掉在一个过去与未来罅隙中的人；一个曾经声势浩大，最后孤掌难鸣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立场。
我不想考虑他的“功用效益”（For汉室or For诸葛），只想关心他作为人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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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要引用两部电影，两部和中国历史无关，却足以让我从一个不那么舒服、但比其他任何说法都更接近的角度来理解姜维的电影：
一部是美国五十年代“反西部片”的经典《正午》（High Noon）。
一部是法国去年角逐过戛纳的反应当代工人运动的电影《开战》（En Guerre）。
《正午》讲的是凭一己之力保护一方平安的小镇警长威尔·凯恩（Will Kane）在离任的当天，突然得知五年前曾被他绳之以法的恶棍Frank Miller已经出狱，正搭乘正午抵达的火车，前来找他寻仇，他必须在正午12点以前找到帮手和他一起对抗Miller及其同伙。
《开战》讲的是法国某个德资汽车配件工厂，在当地1000多名工人自愿减薪加班以保证工厂利润的两年后，仍然被德国总部通知要关停，于是工人们在工会代表劳伦·阿梅德奥（Laurent Amédéo）等人的组织带领下和德国资方及法国政府抗争（在这里，他们闹事不是为了反抗剥削，恰恰是想挽救能继续工作（被剥削得不那么惨）的机会，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为寻求更大的利润，宁愿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或干脆关闭某条生产线）。
两部电影的故事和细节我不想多谈，仅谈谈两位猪脚，《正午》中的警长威尔和《开战》中的工运头领劳伦。
威尔本可以在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时一走了之以避开这场针对他的祸事，劳伦也本可以在工人们人心溃散不愿再斗争后就此放弃——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俩的“身处局内的局外人”身份：
威尔不是小镇居民，他离任当天本就打算带着新婚妻子去其他地方生活；劳伦也不是工厂的工人，他经济状况算是个中产，（他自己说过）完全可以卖掉房子去过湖边钓鱼的退休生活。
但到后来，威尔坚持留在了小镇上，默默写下遗书，一个人去对抗四个恶徒；劳伦默默地告别了女儿和外孙，一个人跑去资本家总部楼下自芬。
他们为何要做到这份上？他们至于做到这份上？
我们很难说“威尔之心，始终为镇”，或“劳伦之心，始终为厂”。在此之前，小镇居民纷纷明确拒绝帮威尔一起迎敌，全都催他早点离开——他们宁愿在威尔走后忍受恶棍一伙横行霸道（一如威尔上任之前的日子）；工厂的工人们（在抗议和谈判接连失败后）也陆续表示愿意拿着资方给付的（比一开始要高一点的）赔偿金，不愿跟着劳伦继续耗下去——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即将面临在不惑之年遭受失业、且方圆50公里内不可能再有就业机会的未来。
为了一帮固执偏爱欺骗和谬误、已然放弃、自甘沦落的人（这帮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还对你抱有个人的敌意）去战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到底图个啥？
而且，我们羞于直视，但极其现实的一个状况是，当屈从成为集体认同（“大势/潮流”），唯一的不屈反而会成为（己方的）标靶。他们的战斗——无论他们个人命运如何，也许不但没有弥合矛盾，反而让矛盾扩大化：
威尔侥幸的胜利看起来拯救了小镇，在道德意义上却加深了全体镇民的羞耻与屈辱（影片结尾他扔掉了警徽，内心充满厌恶地离开了小镇）；
劳伦的死志为工运挽回了最后一点机会（字幕给的结局是资方勉强让步，暂不撤厂），但很可能被媒体大众视为“疯子”，其他工会势力很可能也与这样的极端行为“割席”。
也许这就是英雄真正的困境，这困境不是敌人有多强大，而是众人的凉薄，同伴的离弃。即使大家知道你在做正确的事，你在正确地做事，你的“得道”不会多助，反而会遭致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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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到主题，再次思考姜维“他一个魏国人，至于为蜀汉做到这份上？他图个啥？”时，是否感到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他不是个受虐狂。
坚持北伐违逆了多少人的利益、黄皓和诸葛瞻在搞什么鬼他心知肚明，不然不会主动“避祸沓中”。在合理的范围内，他也懂得有效的博弈之策。
他也不是个傻子。
诸葛亮的政治部署早在蒋琬时代就与时俱“进”做了不小的调整，到姜维执掌军权的时代，天下形势与蒋、费时相比又有了不同——变得对蜀汉更不利，而蜀汉朝臣还“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为何还要北伐，北伐到底有没有用，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他比谁都清楚。
皇帝投降后，他可能一时不知道什么是“应该”的事（“权威”已经没有了），但他知道在这个当下，什么是正确的事：那就是解决正在成都作威作福的邓艾。
他对邓艾这个老对手“行险徼幸”找到窃国后门、而不是与他姜维正大光明地野战对决，是相当愤怒的。
但比军人的耻辱更让他如鲠在喉的，是“邓太尉”接下来的宏图大志：以蜀汉做基地，再接再厉地征吴。——而且邓艾并不是在痴心妄想，因为伐蜀大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兵力折损不多，蜀汉又灭得这样快，“挟势灭吴”什么的，的确是值得上位者考虑的事（参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在三个月灭掉北汉后，觉得辽军不堪一击，于是想再接再厉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
他无法预测司马昭那边的反应，但他必须搅和掉邓艾的计划，让魏军出点大乱子，让司马昭忙于“维稳”，而不是继续统一大业。这样起码可暂保蜀地百姓不会沦为曹魏的末等公民，作为战备物资榨取基地和发兵前线（不幸的是这在十几年后仍然成为了现实）。
他知道如何正确地做事：他一个堂堂前大将军，又不能去刺杀邓艾，此刻也只能演演戏耍耍阴谋诡计了。假意与钟会交好，挑起钟会的争权抢功之心，这样，即使司马昭对邓艾没有任何想法，单借钟会之手也可收拾掉邓艾。当然，钟会的野心是个“意外收获”，也让他看到了新的转机，钟会对司马昭有了新想法，这样曹魏内部就可以内斗一阵子了——内部的崩溃总是比外部的击破来得更致命，这可不就是现实刚刚教会他的真理？
他必须要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就是无法放弃，无法眼睁睁看着懦弱与绝望主宰他的世界。
他肯定不会有好结局，不是说他会死得很惨（那简直是一定的），而是，他这番所作所为不会得到他所维护对象的认可，他失败了也就那样，反正刘禅去了洛阳也乐不思蜀；而即使“无限不可能性”发生了，姜维真的复国成功，杀掉钟会迎回刘禅，刘禅也绝不会感谢姜维——因为他的存在强化了全体“汉室”的无能与羞耻。
他死后求仁得仁，享受了近千年的“不忠不孝不义不智不节”之名。
这个“为何而战”的问题，首先是姜维本人的问题，其后是他的反对者、追随者、围观见证者们猜测的问题，然后再是历史的书写者和阅读者们反复琢磨的问题。
它既是姜维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关于人类一个普遍困境的问题。
只不过因为我们很少像姜维那样用力去战斗，更不会像他那样战斗至最后一刻，所以我们的一生很少直面这样的问题，我们放任这样的追问从我们平凡的经验世界溜走，我们从不自寻烦恼。
让我们以汉娜阿伦特对“勇气”的赞辞做结尾吧：
我们不顾我们明显一门心思关心生命的事实，坚持认为勇气是政治的一项主德，虽然我们本应最有理由斥责勇气为愚蠢，甚至把它视为对生命及其利益，即公认的最高善的恶毒贬低。勇气是一个大词，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人只是在面临危险和死亡的时候，为了活得纯粹彻底而干冒生命危险的那种大无畏精神。鲁莽者对生命的关心并不亚于怯懦者。我们始终以为对政治行为来说不可缺少的勇气，和丘吉尔曾经谓之的“人的首要品质，因为它是一种保证了所有其他品质的品质”，并不是用来满足我们个人生命感觉的，而是公共领域本身的性质要求我们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在我们出生之前存在，在我们死后还将继续存在的世界，不能靠着把个人生命及其相关利益放在首位来维系。就此而言，公共领域和我们的私人领域始终处在尖锐的对立当中，因为在后者那里，在家庭和房屋的庇护下，一切事情都以生命过程的安全为目的，也必须以生命过程的安全为目的。离开私人领域四面墙的保护和进入公共领域之所以需要勇气，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定危险等着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将跨入这样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中，对生命的关切不再是正当的了。勇气让人们摆脱生命的忧虑，一心追求世界的自由。勇气不可或缺，乃是因为在政治中，安危所系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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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小说《撒旦探戈》（第一部分·五 拆解）。
[2]摘自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 (4.What Is Freedom?)【写英文书名不是因为我装逼看英文书，而是这书最近在某些网站突然成了旻赶词，连中文条目都没了……我写本文的过程中受此书启发极大，除了摘的这段，很多灵感也来源于书中提及的概念和观点（虽然这书跟中国历史无关，但它表述的思考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在关照中国的历史和人物时用来参考），里尔克那首诗也是在这本书中看到的。
（一） OOC还是命中注定？
（二）“险境，就是我的庇护所”
（三）“收”姜维
（五）掉入历史的罅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