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的终场战事（五）
掉入历史的罅隙
群山寂静，为群星所壮美；
然而即使在它们之间，时间仍在流逝。
哦，在我狂野的心中羁留的一夜，
是无家可归的永恒。[1]
再扯一下姜维、钟会二人的相遇与作为（非CP向）。
以历史“发展必然性”来看，钟会领军伐蜀还一举成功灭蜀（“坑姜维”），自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那一方，两人也成为了后三国时代统一过程中绕不过去的节点人物；而钟会遇到姜维，被诈降被唆使谋反还惨被枭首（“被姜维坑”），又算是被拉进了“历史叙事”的范畴（惨归惨，但这经历“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毛宗岗语），他便成了民间智慧演绎的最佳男配角）。
以个人的才性角度来看，钟会本是混魏晋名士圈子的官二代+文二代，在《世说新语》里享有姓名，师从何宴、与王弼交好、结交过山涛、（疑似）害死了嵇康、狎辱过夏侯玄、是荀勖的堂亲、杜预的上司，他书法好，又写过《四本论》，兼论才性与注老易，原本可谓魏晋学术（玄学名理）、艺术（书法）之代表人物。
姜维又何尝不是“本也”小有文名且琴艺出众，虽说单看履历跟魏晋文艺界毫不沾边，但既然钟会夸他不输于诸葛诞、夏侯玄这样的名士，也许“凉州上士”的文化底蕴没有丢。如果他和钟会在完全没有对立的情况下结交并制造点八卦（真如“吴札郑乔，能喻斯好”），说不定也能挤入《世说新语》捞点姓名，留下点文曲风流。
然而因为谋反的恶名，钟会这边书法字迹销毁了，四本论易道论都佚失了，姜维那边琴曲失传了，文章除了可疑的《蒲元传》也没有了，两人都是“得”之政治史而“失”之思想史、艺术史、文学史，他们“不甚光彩”的政治功业、作为和言辞，完全统治、或掩盖了他们作为政治人物以外的其他面向。
两人互相成就，亦互相拖累，不知这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命中注定？
除了“相互纠葛”的二元统一之外，两人之间也存在一种奇特的间离感。
彼时的他们处在一个特别的中间时期（In-Between Period），放在历史长河算是一朵特别的小浪花，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时代间隙——由“已不再”的三国鼎立和“尚未到来”的三家归晋共同决定的间隙。
而这对于两人的政治生涯，也是一个特别的间隙。
在姜维这边，这是一个不再有“权威”的间隙。
姜维原本生命中的权威，一个是以皇帝为代表的蜀汉皇权体制（政治生活），一个是以丞相为Icon的克复中原还于旧都的理想（精神世界），由于前者本就是诸葛亮一手设计建立，当然也是后者的承载“实体”，所以守护这个政权，对姜维而言就是守护理想。
随着刘禅的投降，蜀汉的覆灭，直接宣告理想的破产，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权威一起失落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也是没有任何可替代选项的，因为姜维不可能自立为王（即便他有那能耐）去“兴复汉室”，也不可能拥个刘禅的儿子建立流亡政权（像后世的陆秀夫、张世杰那样）——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诸葛亮的遗产了。加上他本就羁旅托国的身份（那时没有“身份认同政治”这一说，但“身份”无论何时都是个重要的政治话题），他的存在顿时显得尴尬、且可疑。
《汉晋春秋》中记载姜维唆使钟会自立的话：
「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旣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
先不论历史学家们对这番话术的解读，仅就字面内容——大量引用韩信、文种、范蠡等人的典故，且都是被君权背叛的事例——似乎可以猜测，他不仅仅是为了诳钟会，很可能也是由于自身“刚刚”被君权抛弃的处境，而对历史上被鸟尽弓藏的豪杰们“感同身受”（值得庆幸的是，三国时代人们知悉的历史还没那么漫长，他们还意识不到这样的事会无数次地在历史中重演）。
他这番话，不单是对钟会说，也很可能是在自问：人家（钟会）是“大功既立，大德已著”，而你呢，一个败军之将，亡国之相！既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自杀殉国，难道不是更应该自我放逐避世独居找个坑把自己埋好吗？
无论后世怎么预设（Assume）“姜维之心，始终为汉”，但1）用儒家“名教”的理论来讲，“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政权都不在了，政治意义上的“忠心”成了无的之矢，个人也就终止了效忠的义务；2）以人之为人的常理来推测，彼时彼刻他内心对于“我该如何存在”很难没有深重的自我怀疑。而怀疑过后他采取的行动，才是What Really Matters，因为，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选择，自主行动”。
在钟会那边，他在这个间隙所感受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本就处于门阀贵族阶层，又是曹魏政权&司马集团核心，君权在他心中的分量是远不如蜀汉之于姜维的，对于钟会这一代读书人来说，政治理念和政治现实两者的区别（甚至鸿沟）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忠于曹魏还是忠于司马氏，只不过换个名分，实质都是世家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至于选择效忠具体哪个人，仅取决于效忠对象自身的实力，和许诺给其“致胜联盟”成员的好处。
钟会在谋反之前，已官至司徒，从司马昭那获得的“好处”不可谓不盛。那么，他是在哪一刻，对出将入相的高级打工之路不再有兴趣，甚至嗤之以鼻？
变化的具体节点不可考，但肯定是在伐蜀过程中后期。
钟会之前是个文官谋士，“王佐之才”，伐蜀是他第一次作为大将真正领兵打仗，打的还是灭国的大仗（虽然因为运气原因这场灭国之战没有发生正面战场的大会战），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他的政治心态肯定也起了不小的变化。他可能在某一刻突然感受到了“至尊权力”的召唤（就像戴上了至尊魔戒——说不定姜维还真能编一个“至尊魔戒蒲元造”的传说），内心升起了去打一场“The War to End All Wars”的使命感。
他也可能某一刻突然发现，像姜维这样比夏侯玄、诸葛诞更优秀的人，尚且免不了因君权的无能、猜忌而被抛弃被放弃，我等（在政治忠诚度和不可替代度上）不如姜维远矣，纵然官至司徒，在司马昭眼中和一块烫手的叉烧又有什么区别呢？
突然发现，洛阳那个你猜忌我，我阴谋他，他借刀杀你的圈子庸俗不堪，而他真正想结交的是姜维这样的朋友。但掐指一算，不用带上十万大军喊打喊杀，就能跟姜维这样的邻国英俊一见如故简简单单做朋友的时代，恍惚竟已过去了八百年[2]！
突然发现，“汉贼or魏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所挑起的征战杀伐、消耗他们整整两三代人生命的“统一大业”，是否真的那么正义得不证自明？
于是，他“也”变成了一个“质疑者”（以他“精练明理”在政治和哲学上表现出的天分，这一点倒是并不意外），越过了某种“边界”，卸除了所有假面——包括社会指定给他的假面（衣食无忧、心大志迂的世家名公子）和个人为了在心理上反抗社会而自己造的假面（出将入相、立下不世功勋的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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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里尔克《C.W伯爵的遗篇选》（第一辑，诗篇第十）【我觉得挺适合用来想象钟会过剑阁雄关给自己筑垒砌墓的心情。
[2]季札出使郑国见到子产是前544年，离钟会见到姜维的263年正好800多年。
（一） OOC还是命中注定？
（二）“险境，就是我的庇护所”
（三）“收”姜维
（六）为何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