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影帝」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二)

二、「一个推论」是可靠、合理的吗?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这里又要拆解为三个小问题:

钟会谋反的真相;

姜维是否与他在谋反上「一条心」,姜维是要助他,还是捣乱?

无论协助钟会,还是捣乱,姜维是否必须最终都要杀他?


以下是本文重点,也是个关于钟会的「年经问题」,可起个小标题:

当我们在谈论「钟会谋反」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钟会为何谋反(why?for what?how? 用中文说,就是动机?述求?路径?),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当然,学术界并没有pay more attention 在钟会头上),要详细讨论,可以写好几篇论文,鉴于这只是一篇非钟会向、没有感情的八卦文,那我就直接po结论吧:

钟会的谋「反」,只是想anti司马昭(「心理动机」)[1]。

钟会寻求的不是「自立」,不是建立割据政权,不是当皇帝!他起兵的名分是「清君侧」,以太后名义废文王(「政治述求」)。

他实现清君侧的方式,是参照淮南二叛,是改良版的「毌丘俭模式」(「实现路径」)。


先引用学者王晓毅《钟会研究》中的一段话,他对钟会性格的吐嘈有点夸张,但不乏道理:

钟会多鬼气而少豪气,善模仿而无独创。从其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几乎不可能因所谓「皇帝欲」去铤而走险。这是位具有佞人色彩的才子,而不是充满开拓精神的英雄。例如,军事上是个好参谋却不是好统帅,入蜀后主战场的被动局面就是证明;学术上拾何晏、王弼牙慧,多著作而无划时代建树。这种品质甚至表现在书法上:钟会临摹他人字迹惟妙惟肖,故伪造书信能骗全怿投降,却不能像其父钟繇那样成一代书法大师。政治舞台上的钟会,至多是个躲在「皇帝」身后耍伎俩的谋士。况且,伐蜀大军由各地抽调组成,各部队指挥官并非钟会故吏,而且家属都作为人质留在后方,稍有政治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依靠这种部队在敌国反叛,钟会这样有战略头脑谋士出身的聪明人,不至于犯如此荒唐的错误。然而,史书却明明白白记载着谋反的过程。虽然笔者对此甚为怀疑,但不能以假设为据,否定钟会有「造反」行为。……

钟会在书法和学术上的才华具体如何,由于材料完全佚失,我们是无法断定了,但王晓毅提到的「拾人牙慧」「有才名但无建树」——或者中性地说,钟会不「守旧」,但会「因循」,的确是有这么个意思。他就算对现状不满,也会是个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一言以蔽之,钟会不会对谁死命效忠,但也不像是个EGO爆棚到想当皇帝的人。(←如果我们把谋反的定义局限于「自立称帝」)

这位学者以研究钟会的品性和才学为主,觉得必须要给「谋反」找个理由,只能从「被动谋反」的角度去推测了,即司马昭要除掉钟会,钟会不得不绝地反击云云。


但我看到这,就想说,何不换种思路——为什么不能质疑史书对「谋反」的记录?


套用一句俗语,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仅看《三国志》《晋书》原材料,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如下:

钟会矫了太后遗诏,要「起兵废文王」【←这是一个大庭广众的公开行为,记录应该可信】

钟会非常在意并努力争取卫瓘的支持。【←《三国志》中,十六~十八的三天卫瓘神隐,但在《晋书·卫瓘传》中有详细且怪趣的描述】

钟会不想杀北来诸将。【←他正月十六就把诸将关起来,但到正月十八乱军打进来才下令要杀,说明十六、十七两天的确是在「犹豫」】

钟会说了句「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在《姜维传》中,钟会「自称益州牧以叛」。【←似乎打了「太后遗诏」的脸,太后肯定不会去叫他当「刘备No.2」】

钟会的起兵策略是「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看这军事策划,是直接北上跟贾充和司马昭正面杠,可一点都没有「据蜀守险」的意思】


是否很明显?除了钟会嚷嚷的「退而不失作刘备」以外,钟会的行为——假遗诏、争取卫瓘、不杀魏将、让姜维打头阵奇袭长安——基本上是按「清君侧」的逻辑在布置,而一点都不是为「当刘备」在准备。

请注意《钟会传》这句「退而不失作刘备」是「惊呼所亲」,对着亲信说的,但钟会向亲信嚷嚷的话,在真·亲信也基本都死于成都之乱后,为什么会被留下来记录到《三国志》?很可能这句话,包括前面钟会那些「谋反心路」,都是活下来了的所谓的「亲信」——也就是Anti钟会的卫瓘杜预丘建等人——所佐证的,用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被污染了的信息源」,证言有效性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钟会为什么要「清君侧」,而不能「当刘备」。

我们可抬头看看《钟会传》所在的系列「王毌丘诸葛邓锺传」,回顾一下后三国时期排在钟会前面的曹魏「反贼」们各自的特点:

王凌:反司马氏,并倡议废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建都许昌——反司马氏反皇帝但不反曹魏(政权);

毌丘俭+文钦:反司马氏,甚至单纯地只反司马师(《罪状司马师表》),没有另立皇帝,没有结外援——反司马氏不反皇帝不反曹魏【←毌丘俭算是正宗大魏忠臣,这是最标准的「清君侧」主张】;

诸葛诞:反司马氏,东结孙吴,虽被孙吴封了个「寿春候」,但并不投诚东吴,明显地想做一方诸侯,当独立军阀——反司马氏反皇帝反曹魏【←差不多算是「当刘备」】;

邓艾:反……等等,邓艾是乱入的,先扔出去。


如果钟会真要造反,根据上文分析过的他的性格逻辑,他必定也会先「思考历史」,向前辈反贼们取经。

王凌年代略远,且不战自败,「另立皇帝」也毫不现实,所以暂不考虑。

那么对钟会最有参考价值的,就是钟会本人亲身经历了平叛的毌丘俭和诸葛诞。

诸葛诞能反,是在淮南经营了三年,聚集了十万众地方军,养了一千死士,还屯粮一年。前期准备太漫长太麻烦,也不能参考。

所以,排除其他不可能,只剩下一种可能——钟会只能向毌丘俭学习。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阻扰钟会学习诸葛诞的因素,在上面那个学者吐嘈里也提到了:

伐蜀大军由各地抽调组成,各部队指挥官并非钟会故吏,而且家属都作为人质留在后方,稍有政治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依靠这种部队在敌国反叛。


这一点是曹魏的兵役制度中「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规定决定的[2]。

钟会手下的兵,1)本就不是他常年经营的部队,对他个人毫无忠诚度;2)即使对主将有忠诚度,但因为士兵的家属都统一安置在北方,甚至就在京畿(曹操时代在冀州,曹丕建国后迁到河南),所以在各处服役的士兵根本不可能跟随主将造反。

诸葛诞是个例外,他「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他的士兵家属也在这一片居住,宣战后通通关进寿春城,没有后顾之忧。

但毌丘俭带的兵是正常的「役居分离之兵」,而毌丘俭败也败在司马师跟他打持久战,时间稍微一拖,他下属的士兵就因为这个压力崩溃了,「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


钟会很清楚毌丘俭失败的原因,一旦他决定要当毌丘俭No.2,那必定是围绕着「如何避免毌丘俭之败」来制定战略目标。

他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奇袭长安,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司马昭,让他的兵下属们不受「家皆在北」所胁迫。

另外,他与毌丘俭为了「政治述求的纯洁性」而不引他国外援不同,他联合姜维,不在乎「政治正确」——当然,名义上,蜀汉亡了,姜维在那时也是「魏将」了,所以不存在「勾结境外反魏势力」这个指控了。他与姜维结盟,除了姜维个人能力,也是看重姜维手下汉军的忠诚度和对抗司马昭的强烈意愿。


综上,钟会大体上遵循的是毌丘俭的路线,但同时又有强力外援,准确地说是「毌丘俭+诸葛诞」融合路线,单纯从武力值搭配上看,「钟会+姜维」也可以对照到「毌丘俭+文钦」。

所以,搞笑也罢,装样子也罢,他先得把自己往「大魏忠臣」上靠,于是有了太后诏书——第一步向毌丘俭有样学样;

既然要「清君侧」,那么的确是应该团结诸将(及其背后的世家大族势力,如夏侯家、荀家、羊家等等)而不是斩杀他们。而且,不杀魏将还会起到一个「反向人质」的效果,因为魏将中不少人都是各大家族安插进来的世家子弟[3],只要这些「宝贝儿子」们一日在钟会手上,洛阳的大族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既然要联合一切可以anti司马昭的力量,那么争取卫瓘的支持(起码不反对)就非常重要,因为卫瓘是司马昭的监军,监军大人都不反对的话,对其他魏将会形成寒蝉效应;

他甚至非常为魏将们的心理考虑,他把姜维的部队派出去打头阵(在汉中与贾充先交锋),就是为了给「惊惶」的魏将们一点反应时间,如果姜维的百战之师胜了这头仗,那么他说服关押在成都的魏将们北上就容易得多。


这样看,是不是前后逻辑就通顺多了?


但我们之所以惯常地说钟会在谋反(自立)——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钟会是真的要「清君侧」,无非都来源于那句响当当的「……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的加持(←当然,《演义》中虚构的姜维向他游说并献上益州地图的情节也强化了这一点)。

就因为这句话,钟会这个刚刚立下灭蜀的不世功勋、客观上帮司马氏篡位扫平了最后障碍的人,他「再世张良」的人设就毁得一塌糊涂。

而我们后世评价钟会的词,也一律变成了「狂妄」「荒唐」「愚蠢」,以及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善谋不善断」。 

——这,可不就是晋朝修撰《三国志》想达到的抹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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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其实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钟会为什么要anti司马昭?他毕竟是司马昭的真·心腹,而且司马昭都一开始不相信他会谋反的样子,所以谋反这个决定像是钟会这边主动,而不像诸葛诞那种「逼反」。对于这种「心路」问题,我认为钟会粉或昭会粉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但后来发现似乎粉丝们也没做太多「理论建设」,要么就是「相爱相杀」的泛泛调子。对于敌人,钟会很擅长打「心理战」,但对于他内心可能有过的激烈「心理大战」,我们仍然是一头雾水。

[2]参考周一良《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3]《三国志·辛毗传》裴注引《世语》里那段「逮锺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从子羊祜曰:『锺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特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后会请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见锺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请司马文王,文王不听。宪英语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一般作为「事前关于钟会谋反的预言」被采用,虽然不足为信,但至少说明钟会的确「抓」了很多世家大族的壮丁在伐蜀军队里。既然有辛宪英这种为儿子请求逃避上战场的妈,那肯定就有很多主动把儿子塞进去想上战场积累军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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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一个仅仅因为「姜钟」CP而关注到钟会的非钟会粉,居然在这为他的「谋反」翻案,为他并不是史官春秋笔法下看起来那么「狂妄」「荒唐」「愚蠢」而argue……我是否看起来也是个「世纪忠粉」了?[捂脸] 

透过历史文本的叙事来judge一个人,除了看他说什么,「想什么」,最重要还是得看他做什么。钟会骨子里不是什么大魏忠臣,但(形势所迫)必须按大魏忠臣模式来造反,最后因失败被西晋史官抹黑成「一个发神经到突然想当皇帝的佞臣」,然后还突然跳出很多事前诸葛亮说「I knew it, I told you so.」——如果大家对历史写作这件事稍微有点了解,就会发现这并不复杂,也并不难懂。


(一)「两个前提」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吗? 

(三)「一个推论」是可靠、合理的吗?(之姜维是否与钟会「一条心」)

(四)真的需要演出「两个层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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