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与苏轼关系考（上）

宋哲宗赵煦和苏轼，一个是历史上最帅的皇帝（probably），

一个是历史上最有名、最受欢迎的明星文臣（definitely），

后者还是前者长达好几年的侍读老师，而他却在皇帝亲政后遭遇远谪岭南再谪海外的悲惨经历，引人同情。

 

两人关系如何演变的？——想来应是个很有流量的话题！（←没有说这两人也可以磕的意思）

 

然而，研究苏轼的书籍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我却没看到有深入论述苏轼和赵煦两人关系的。一般苏轼传记提到赵煦，全是大手一挥「责任全在煦方」的态度（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原本我对这个话题兴趣也不大的（主要是不想再挨苏轼），但在研究章惇和赵煦关系的过程中，我沮丧地发现这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遂不自量力，来粗略探讨一下流量大V的冷门问题。

（以下提到皇帝，不写庙号只写人名，且以实岁来计算）

 

 

▷▷1 苏轼与赵顼的关系

要讨论赵煦和苏轼的关系，得先回顾一下赵煦他爹赵顼和苏轼的关系。

最能体现赵顼与苏轼关系本质的，就是乌台诗案的处置结果。在此直接引用苏粉大佬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中的结论： 

《长编》把宋神宗的这一决定表述为他受到御史台压力的结果，后者本来意图将苏轼置于死地，而神宗使用皇帝的特权，给予他不杀之恩。《宋史·苏轼传》对乌台诗案的表述也与此相似：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照这个说法，宋神宗对苏轼「独怜之」，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类似的表述方式在传统史籍中十分常见，其目的是归恶于臣下而归恩于皇上，经常给我们探讨相关问题带来困惑。其实这种说法本身经不起推敲。固然，与御史台的态度相比，神宗的处置显得宽容；但御史台并非诗案的判决机构，既然大理寺、审刑院已依法判其免罪，则神宗的宽容在这里可谓毫无必要。恰恰相反，审刑院本使用的「特责」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这一处置的性质，不是特别的宽容，而是特别的惩罚。

 

大佬还继续补刀：

……以上的故事（←指各路人士为苏轼求情）大抵都可靠，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好像只剩御史台的那几位御史是主张严惩苏轼的，别人都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把乌台诗案看作政治事件时，存世的史料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零五有一篇《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制》，即当时由朝廷发布的对乌台诗案之结果的正式表述，引录于下：

「敕：其官某，稍以时名，获跻显仕，列职儒馆，历典名城。报礼未闻，阴怀觖望，讪謏国政，出于诬欺。致言职之交攻，属宪司而辩治，诐辞险说，情实其孚。虽肆宥示恩，朕欲从贷，而奸言乱众，义所不容。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轻典，毋忘自新。」

 

赵顼既然在诗案的判决结果上表现得这么刻薄寡恩，在制词中也说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赵顼对苏轼实际是什么看法，作为一个感知力丰富的文人才子，苏轼心里不可能不敏感。

 

赵顼在元丰末年虽然对外传出过要启用苏轼的小道消息（包括通过章惇这个二传手放出一些要恢复诗赋考试的风向），但终其一朝，苏轼没有再在他治下获得重用（哪怕苏轼还搞了一出与王安石和解的大戏）。

 

赵顼死后，8岁的赵煦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召回朝廷，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侍读、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段子（王巩《随手杂录》）：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忽谓：「官家在此。」子瞻曰：「适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子瞻曰：「岂大臣荐谕耶？」曰：「亦不关大臣事。」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而称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子瞻亲语余如此。

 

王巩是苏轼好友，结尾有「子瞻亲语余如此」盖章，可见段子真实性较高。

 

别看苏轼当场听到「用你当翰林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就哭得稀里哗啦，作为一个有史学修养的大学士，对于这种「本来要用你的，可惜来不及就挂了」的帝王话术，苏轼心里是门清的：你故意对我刻薄，无非是为了留个机会让你儿子来给我施恩，好让我一心辅佐你儿子嘛~懂懂懂！

 

这从他给司马光写的《司马温公神道碑》就能看出来：

昔齐神武皇帝寝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诸将皆莫能敌，惟慕容绍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贵，留以遗汝。」而唐太宗亦谓高宗：「汝于李绩无恩，我今责出之，汝当授以仆射。」乃出绩为叠州都督。夫齐神武、唐太宗，虽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绍宗与绩，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为其子孙长计远虑者，类皆如此。宁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尽用，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

——看得出来，至少在写下这神道碑碑文的一刻，苏轼想到自己沉沦前半生终于换来在新皇帝手下当上翰林，不久的将来或许还能被「授以仆射」走上人生巅峰，心里怕是有点小激动的吧。

 

 

▷▷2 苏轼的侍读生涯

元祐元年苏轼苏辙就先后脚在迩英阁侍讲，元祐二年七月，在程颐被罢经筵后，苏轼领翰林侍读，成为迩英阁的「常驻帝师」。

 

苏轼与赵煦相处得如何？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有提到：

二年元祐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

 

同年九月十五日，以讲《论语》终篇，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赵煦御书唐人诗，分赠与参宴的近臣，苏轼被分到的是白居易的「紫薇花对紫薇郎」——赵煦显然是知道自己老师一向喜欢并自比白乐天的，特投其所好选赠了白居易写紫薇郎（比喻翰林学士）的诗，透露出小孩子对老师真诚的讨好。

同样是王巩《随手杂录》，还有另一个苏轼与小时候赵煦的段子：

子瞻自杭召归，过宋，语余曰：在杭时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迟迟不去。时与监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监司莫可先归。」诸人既去，密语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了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子瞻具札子，附进称谢。至宋，语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复为大臣谗逐，至贬海岛，命矣。

  

仅就这几个段子而言，苏轼与赵煦的长幼关系貌似一开始非常融洽，苏轼教什么赵煦都听得进去，赵煦对苏轼也有正向的反馈（甚至是明显讨好），王巩在结尾小带的节奏「哲宗眷遇如此」所言不虚。

 

这不仅让人好奇：这对师生，后来怎样了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让我疑惑的点——

别看苏辙在墓志铭中总结「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正史野史中，关于苏轼如何对赵煦进行现场教学的段子，其实没几个。

 

赵煦的幼年教育是元祐大臣非常关切的大事，这方面留下的段子还不少：

程颐当崇政殿说书时间非常短，留下了喋喋赵煦折柳、不踩蚂蚁的段子；

司马康当侍讲时间也不长，留下「三德就够用了」「《孟子》王道」等对话；

王岩叟不是赵煦的正式老师，也多次与赵煦有「论射」「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等劝读的对话。[1]

 

而苏轼具体教了赵煦什么内容，我能找到的段子比较典型的就李廌《师友谈记》记录的一个：

元佑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见东坡先生。礼部尚书苏公子瞻，先生自号居士。公曰：「近因讲筵，从容为上言人君之学与臣庶异。臣等幼时，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陛下上圣，固与中人不同，然必欲进学，亦须自好乐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观其人文章事实，又万机之政，非学无所折衷。」上甚以为然。退见宰辅，诵其语，且曰：「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为一书以备进读。今读《三朝宝训》，林子中所编也。」

其中「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可在《苏轼文集》中可找到《迩英进读八首》，内容确是讲汉唐几个君臣的小品文章。

 

需注意，《师友谈记》这段子发生在苏轼任礼部尚书以后（苏轼与李廌谈话时已是元祐八年正月，赵煦刚过16岁生日）。而苏轼可是从元祐元年（赵煦9岁）就开始当老师的，后来虽几进几出，但只要他回到朝廷都一直挂着「侍读学士」的职位。按照苏轼在当时放个屁都能青史留香的惯例，他这么长时间的真·帝师生涯，却没有流传下几个教学段子，岂不是有点奇怪？

 

我翻看《苏轼文集》，他也正是在出任礼部尚书后才有了几篇正经写给赵煦本人的文章（我们就假设前几年经筵讲学是论语孟子类的基础填鸭教学阶段不需要侍读额外发挥好了），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元祐七年月十一月授礼部尚书写的谢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既是他借谢表与皇帝本人对话，也是阐述他劝诫未来君主的理念：

……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文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慈者，谓好生恶杀，不喜兵刑。俭者，谓约己省费，不伤民财。勤者，谓躬亲庶政，不迩声色。慎者，谓畏天法祖，不轻人言。诚者，谓推心待下，不用智数。明者，谓专信君子，不杂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璧之药石，则为耆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后半段这一长串强调「陛下您要是学不进去（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我们就blabla尸位素餐，死有余辜」看得有点迷惑，苏轼似乎对自己讲的东东赵煦能听进去多少不怎么有信心。

 

除了谢表，还有一篇元佑八年五月的《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内容是建议让赵煦阅读唐德宗宰相陆贽的奏议文集。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苏轼没有上前代那些「君臣相得」案例中的文章，反而建议赵煦看一个被「苛刻猜疑」君主未加重用的臣子的文章，他这是在针对什么？

对于这次进读陆贽，苏轼相当看重，他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也提到：

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

陆贽的文集在苏轼眼中成了某种良药，可用来医治「世之病者」。这样说来，他是觉得谁有病？

 

以及，苏轼既然这样诚心地进读了陆贽文集，赵煦按理说也都看了，但看完后，赵煦可有问过什么问题？苏轼怎么解答的？两人有啥互动？我们一概不知。

 

苏轼这人留下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他的年谱可精确到让人知道「他每周都干了什么」。但他这份重要的侍读工作，仅以史料存量来看，几乎是乏善可陈了。——按照我吃瓜的惯例，他匮乏的部分，尤其应pay more attention。

--------------------------------
[1]出处如下：
《二程集》：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栏，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

颐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渊默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宋史·司马光传》：（康）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其言切至。迩英进讲，又言：「《孟子》于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明白，所宜观览。」帝曰：「方读其书」。
王岩叟过问赵煦读书情况，在《长编》卷456、464、471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