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与苏轼关系考（中）

▷▷3 仓促的决裂

到了元祐八年九月初三，高太后嗝屁了，苏轼则被外放去定州知军州事，到这时，我们终于等到了一篇苏轼写给赵煦（and赵煦only）的札子——《朝辞赴定州论事状》[1]。

 

苏轼上这篇札子的背景很有意思，一般朝廷要员被安排外出做地方长官（安抚使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是重要差遣）时，应在赴任前上朝谒见皇帝。赵煦特地降旨让苏轼不得面辞，直接出发，苏轼对此表达了不满：

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绝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若伺侯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质问完「你为何不愿见我？你这样做是何义？」苏轼没有收口，而是进一步发牢骚： 

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

苏轼一方面摆出「我是你老师」的谱，一方面抬出「朝廷有识之士」作为背书，直接点明：你这样对我，大家可是看着呢！我进不了宫上不了殿这件事，「天下属目」，这传出去了，损的可是你的名声哦！（←有一说一，苏轼是有底气这么讲的。以他在大宋朝野的地位，完全可比当代那位被大众误以为「以勾结****、煽动****罪名被抓」而上了热搜的「杭州马某」。苏轼被刚刚亲政的皇帝所冷落的谣言一传出来，那大宋眉山集团的股票怕也得瞬间蒸发个几百亿吧~）

 

牢骚发完了，接下来到了重点：

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惟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作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奕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不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挞四夷，兵连祸结，三十余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于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

到这一大段，苏轼写文的目的袒露得很彻底了。——还挺难得看到苏轼对皇帝本帝这么开诚布公地讲话。

首先，我心知肚明，你不肯见我，就是不想听我当面发表「临别感言」，但你不想听，我却不得不说呀！

我知道你现在终于亲政了，想要搞事了，但我劝你，以静制动才是最上策！（←接连用了好几个为何「静」比「动」好的比喻）

再接着用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反面事迹，说明「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那些一上位就搞事的君王啊，他们没有不后悔的！汉景帝悔得早，所以危而复安；汉武帝悔得太晚，天下就被他搞乱了（←顺便一提，隔年的三月赵煦面对苏辙同样拿汉武帝比喻他爹当场发飙，「呵斥如奴仆」，也不是没有铺垫的，苏轼的教辅中无数次地拿过汉武帝当反面案例）。

你非常聪明，但毕竟太年轻，我建议你现阶段最好是do nothing，默默观察「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也不用默观太久，就再默个三年吧。

 

——苏轼这人吧，不得不说，还挺会戳人痛点的。赵煦在元祐「默」了整整八年[2]，那是人家乐意吗？那是不得已为了「无毫厘之差，群奸无以伺其隙，众恶不能成其志」啊！

 

苏轼自己落职黄州那几年，仅仅是不能随意写诗，就感叹这不是人过的日子；而赵煦一个娃娃，他何止不能作诗，他不敢展露任何热爱、偏好，不敢表达任何多余的感情，他连话都不能多说一句！这种跟坐牢无差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出头了，苏轼还让人家再来三年？

顺便一提，苏轼在这劝赵煦「三年无改于奶奶之道」，很容易让人想到《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而这恰恰是当年司马光废新政「以母改子」时专门规避过的理论。

 

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轼的比喻库真心丰富，「为政如用药方」，又给改变政策找了个「误服恶药」的比喻，然后笔锋直指「急进好利之臣」，政策的转向必然意味着人事格局的大调整。

 

其实当月（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刚驾崩，朝廷大事停摆，赵煦还未表露出任何要马上绍述的迹象，但苏轼显然很敏感——可能就一个眼神，苏轼就明白赵煦要走上赵顼的老路，要启用新党，恢复新政。只不过当时皇帝没有明说，官方也没有正式表态，所以他的文章里只能模糊地以「有为」「立事」「有改变」这些词来指代这些令他不安的征兆。

 

这篇文当然不能代表苏轼的政论水平，但苏轼那时因王闰之去世，估计很难打起精神来义正词严地教训小皇帝，恰逢当时与苏轼同为翰林侍读的范祖禹上了一篇雄文《听政剳子》（原文在《长编拾补》卷八），苏轼认为范祖禹写得比自己好，就与范祖禹联名上奏了，并在此之后以《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为补充。

无论是范文还是苏文，其主旨无外乎申明「两个凡是」：凡是太皇太后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太皇太后的指示，都要遵循。范文是斩钉截铁地「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苏文则打了个圆场，哄着皇帝「你至少等个三年」吧~

 

 

▷▷4 赵煦对苏轼的真实看法

不管怎样，从《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这封札子可以看出，到了元祐八年（赵煦16岁）这一年，苏轼和赵煦的师生情分已基本没有，他们二人甚至连表面的客气都做不到了。

 

赵煦对苏轼并不遵循祖宗家法所要求的基本礼仪（朝辞之礼），苏轼对赵煦也没有为人臣子基本的恭敬，札子中放大话、发牢骚、连恳请带吓唬、小题大做、阴阳怪气……等形状应有尽有（←王闰之刚去世，苏轼情绪不稳也可理解）。

 

苏轼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以我们日后对赵煦的了解，气肯定是要气的。

 

他到底有多气？

 

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第49章，以生动的文学笔触想象了这么个场景：

太监送进一封奏章，字迹肥腴挺拔，署名苏轼。赵煦道：「苏大胡子倒写得一手好字，却不知胡说些甚么。」见疏上写道：「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赵煦道：「我就不爱瞧你这大胡子，永世都不要再见你。」接着瞧下去：「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物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赵煦微微一笑，心道：「这大胡子挺滑头，倒会拍马屁，说我『圣智绝人』。不过他又说我『春秋鼎盛』，那是说我年轻，年轻就不懂事。」接下去又看：「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是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赵煦阅罢奏章，寻思：「人人都说苏大胡子是个聪明绝顶的才子，果然名不虚传。他情知我决意绍述先帝，复行新法，便不来阻梗，只是劝我延缓三年。哼，甚么『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他话是说得婉转，意思还不是一样？说我倘若急功近利，躁进大干，不但天下有恨。我自己亦当有悔。」一怒之下，登时将奏章撕得粉碎。

等等，名为「关系考」你咋拿武侠小说来凑字数了？

没办法，想找一点高太后驾崩前后 on 赵煦's side 的文字，找来找去竟然是金庸大大一枝独秀……我之前从没把《天龙八部》当历史小说看（书里关于耶律洪基的时间线很错乱，性格也相当失真，入侵中原走雁门关这条路更是emmmm），但重读了这一章，发现金庸居然还挺「尊重历史人物」，这段前面赵煦和奶奶临终前的对话、后面赵煦当面骂苏辙等内容，基本都贴合史实来的。

 

抛开这些文学想象不说，《哲宗本纪》中的赵煦，倒也并非完全不听苏轼的劝，他还真·默观了一段时间，没三年那么久，只有六个月。到次年三月罢吕大防、苏辙，再到四月十二日改元「绍圣」，想必那时他已完全想明白了「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正式开始搞事。

 

他自然没有忘记苏轼，他在改元绍圣前下的最后一道诏书，就是「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

 

我们看看当时的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拟）：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制词中所依据的罪名其实是苏轼最近一次（元祐八年五月）被御史黄庆基弹劾之词[3]，侧面说明，赵煦都没来得及深究苏轼究竟有什么过错，便急忙拿苏轼最近的一顶帽子来发落。

 

而此时，章惇还远在苏州，尚未接到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诏令。

 

所以啊，让苏轼后半辈子倒霉的「元凶」是谁，那些坚信「皇帝只是听信谗言才贬的他」的姐妹们，可好好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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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免大家产生「高太后一死赵煦就把苏轼赶出朝廷」的刻板印象，捋一下定州之行的具体时间线：

元祐七年月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轼除端明殿学术、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上《辞两职并乞郡札子》《第二剳子》，在《第二剳子》中有句「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职名，即乞除臣一重难边郡，令臣尽力报称，犹可少安。臣非敢自谓知兵，若朝廷有开边伐国之谋，求深入敢战之帅，则非臣所能办。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无所失亡，则承乏之际，犹可备数。伏望朝廷于此二者择一以处臣。非独在臣分义当然，亦朝廷名器不为虚授。」

元祐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苏轼除知定州（←这时高太后还在垂帘，这个旨意很可能是高太后下的）。

七月二十四日（←是的，在拖了一个月后），苏轼乞改知越州，《乞越州札子》里面有句「及近者蒙恩知定州，虽宠眷隆异，而自早衰多难，心力疲耗，实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辞免，是有拣择，所以勉强拜命。今复念，定虽重镇，了无边警，事权雄重，禄赐优厚。若辞定乞越，于义无嫌。」该祈求被驳回，驳回的诏书对他挑挑拣拣的做派提出了批评「眷吾北围，虽无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实难其帅，藉卿之重，姑辍以行。……以越为请，非朕所望也，所请宜不允。」苏轼此后仍然没有动身去定州，「先生虽补外，自此至九月尚留京师，行礼部事」。

八月一日，苏轼妻王闰之卒。

九月初三，高太后崩。

九月十三日，朝廷（←这时赵煦已亲政）再次下达（或重申）苏轼知定州的诏令。

九月十五日，苏轼与范祖禹同上《听政剳子》。

九月二十六日，皇帝直批书令起发赴任，不得面辞。苏轼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很多苏轼传记写到这，茶味那叫一个扑鼻，什么被哲宗冷落了被迫害了不一而足。这也不赖传记作者，毕竟苏轼自己在《答杨济甫》里写道：「衰年责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在《东府雨中别子由》里写道：「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但事实上，你苏轼当初求「重难边郡」，后来得「重难边郡」，这真怨不得谁吧？虽然不幸赶上丧妻确实令人心情抑郁，但这随手就是被迫害到「白首无归期」的调调也太……

 

 

[2]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总结过：

在元祐时期，臣僚在形容赵煦时，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渊默」或者「恭默」——「渊默谦恭」「端拱渊默」「恭已渊默」「渊默临朝」「天衷渊默」「渊默不言」「恭默不言」「恭默自养」「恭默靖重」「恭默思道」等等。显然，面对士大夫及祖母的督导，赵煦极少表露自己的想法。

 

 

[3]监察御史黄庆基在元祐八年五月上的札子非常内涵：

法者天下之平也，虽天子之尊不敢以喜怒而轻重，况于人臣乎？为人臣者苟欲废法以私恣喜怒，则上窃国柄，下贻民患，其祸非小也。按礼部尚书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寘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理，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先帝之于轼，可谓有再造之恩矣，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之。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御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轼因行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传播四方，士大夫读之，有识者为之痛心，有志者为之扼腕。考轼之意，特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有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圣神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肯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愿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

那时高太后还在垂帘，但令人意外的是，黄庆基札子中的陈述对象却是真·陛下而非陛下后面的高太后。高太后看到黄庆基的发言还当场与宰执大臣及赵煦讨论，ensure「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此事皇帝宜深知」。

苏轼当中书舍人时拟定的制词讥讽先帝这种冷饭，早就被炒过好几遍，高太后全都知道，但随着皇帝渐渐长大成人，这些冷饭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有价值拿来炒一炒。黄庆基之流之所以在这种时候旧事重提，背景就是元祐七年皇帝大婚且年底行完郊祀后，朝野对于太后撤帘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小人」为抱好未来的大腿，就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