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安利 & 新吐嘈
翻出N年前在一篇湖州游记里顺便撸的章惇所谓的「萌点」，勉强可以算个安利文（也不知安利给谁）？（旧文见下↓）
现在回看，这个安利写得很初级，错误或想当然的地方也挺多，毕竟我当初只是个看看天涯说史追追《新宋》的小白，顶多翻翻二手材料，根本不会看史料原文。以我当时的浅薄偏好，喜欢一个历史人物无非看重人家：①是个帅锅；②是个正直勇敢的帅锅；③是个建功立业的帅锅。即使这人在史书和大众印象里黑点满满，我也不在乎，横竖都是魅力反派嘛！就只管吹他的亮点，对黑点只字不提（当时还没看过《关系考》，也不知道他和苏轼的烂账具体如何）。
慢慢学习阅读原始史料后（脑残粉也有成长空间的嘛），发现章惇其人除了「是个帅锅」大致没有疑义以外，我之前以为的黑点其实未必黑，吹嘘的亮点也颇有可疑之处。但也正是这些「未必」和「可疑」，反倒让这人比正史里板上钉钉的「奸臣」抑或现在论文专著中被翻案的「忠臣」「能臣」更加有趣。
就……自己吐嘈一下（吐嘈都在脚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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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为毛俺成是章惇粉，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因为「章子厚惇……年少美丰姿。」啊！！！（《虚谷闲钞》）
这还要从《宋史·章惇传》说起。
惇惇在宋史中作为北宋奸臣与京京、贯贯们济济一堂的，所以元人修的宋史的基调对他是极尽贬低之能事。
但好笑的是，论述他怎么个奸法的《奸臣·章惇传》中，举的例子却让人家「非常正直，非常勇敢」的形象跃然纸上。
比如他在哲宗挂了后论述谁该当皇帝时评价热门王储赵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❶——他当着太后的面说人家儿子轻佻，这在古人眼中是何其「目中无人」。
比如他「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❷——他不愿让他的儿子们拼他这个爹，这在古人眼中又是「没有人性」的表现。
史料了解多了，渐渐发现这人说话做事就这样，话少字狠，不留情面，连神宗都敢当面吐嘈，同辈大臣们被他当面尖酸奚落的不计其数，史料提到他的习惯性动词尽是「轻侮」这个，「狎侮」那个。
但遇到让他服气的人，又是另一副地道样子，对上司是忠心追随（如王安石）❸，对朋友是真心相待、不计打脸（如举荐张商英），对真爱如苏轼（仅就前大半辈子来说）这种，就更是「非常温和、非常人性」（参见苏轼的《与章子厚书》❹）。
再后来发现，虽说这人博学善文颇有政治才干，但其实并非仅满足于在官场一辈子当个恃才放旷的主。
一开始王安石对章惇的评价是「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说明是把他往出将入相方面培养的。
从熙宁四年被派到陕西以调查经济案件为名了解军务，到熙宁五年被派到荆湖（现湘中一带）开发农田水利为名收服江蛮、开发梅山（打仗+建城置县+实行新政一站式解决），已是初显军政才能，回到中廷又去执掌军工厂（军器监），给皇帝写起居。
熙宁七年，他本来是作为王韶的接任被派到甘肃当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可惜当年没过多久王安石被罢相，他作为变法派主力之一被神宗召回朝❺，生生掐断了「文人将军」的大好前程。
将军没当成，但也继续一面管军器生产，一面当神宗的文秘（想必经过几年修炼他吏文不再「粗疏」），等财政部（三司）失火时他因带着军工厂的下属灭火得力而又去当了财政部常务！
可能对赵顼来说，惇惇是块好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吧。
此后随着同僚和政敌间的人事斗争，他在宦海沉浮，再无机会亲历战场建功立业。
不过作为坚定的变法派一员，他倒是牢记着变法的初衷：整顿经济积蓄国力好跟西夏打仗。
他重新上台把持朝政大权独揽后，立即施展强硬外交政策❻，继续神宗熙丰朝在西北的开疆拓土事业。
也许是章家跟战场有缘，北宋中后期对西夏的攻防中开拓性地运用筑垒浅攻策略的重要军事领袖章楶就是他亲戚。
绍圣元符期，前方是章楶在对西夏的战争节节胜利，最后取得平夏城大捷，后方就是惇惇坐阵中央、成为北宋西军锐意进取的坚实后盾（虽然他在折可适事件上差点拖了章楶后腿）。
如果哲宗不那么短命，能锻炼好身体多活几年，「赵煦+章惇」的组合勉强山寨下「赵顼+王安石」让整个王朝多中兴一会也是极其可能的❼。
只可惜古人不鼓励运动健身，加上哲宗从小就受奶奶打压心理压抑❽，导致24岁花样年华就早早挂去，于是惇惇六年风光的独相生涯也就跟着消停了！（在发生了「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那一幕不久之后❾）
当然，他最后flop之前，当了哲宗的山陵使（跟神宗的山陵使蔡确一样，两人均是因为当职「不当」而被人抓到把柄一把参下台的），想想永泰陵精美的石雕吧，这可是惇惇身前最后一件大作。
顺便一提，永裕陵和永泰陵的石雕被公认为宋陵水平最高，侧面可以说明新党官员对墓葬石刻艺术的审美水平❿。
总而言之，「章惇聪慧过人，能诗善书，议论纵横，才智杰出，允文允武，出将入相。」（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资深学术同人男•刘昭明先生语）
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史书中，有人称为「政坛刺客」，出现在电视剧中，那绝对是魅力古装反派帅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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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黄日初的《「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和顾宏义的《宋徽宗即位日记事发覆》都明确提到，没有材料能证明章惇在元符三年（1100）正月定策的当场就说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句话，同为在场人的曾布日记中没有，几经修订的《哲宗实录》中没有，同时代（包括南宋）的宋人笔记中没有，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是在《宋史·徽宗纪》的「赞」语中，而同为《宋史》的《奸臣·章惇传》中也没有。宋史编纂完成是在元末的至正五年（1345），离定策这个场景已经过去245年，极大可能是编修的史官在写《徽宗纪》的「赞」语时随意脑补的一句。
但另一方面，他（如果真的）没有说过这句话，却被后人（直至今天的我们）一致认为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甚至成了他最有名的slogan——这个现象本身是个比「他是否真说过」的fact check有趣得多的话题，我会另文探讨。
❷关于「不肯以官爵私所亲」这一点，这个「亲」如果仅限「亲生儿子」，这话是没错的，但如果扩展到「亲友」，那还真不是事实。我原文下面便提到了，明明泾原路经略使章楶就是他亲戚。只是建州章氏是个大族，章楶和他的亲戚关系也不是很近（但比章惇这一支离郇公章得象更近点），成年后以章得象的荫补入职孟州司户参军，直到三十八岁才参加科举，与章惇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元祐六年（1091）他在西北就作为将星冉冉升起，他的发迹与章惇或新党也没有半点关系。
如果章惇给章楶升官还算堂堂正正，「举贤不避亲」，那么其他亲友就未必了。
绍圣四年（1097）九月，由于星变，哲宗下诏求直言，奉议郎、权通判通远军李深上书抨击蔡卞、蔡京对台谏的控制，就顺便指控了章惇、蔡卞大力援引亲信之罪：
今章楶为泾原帅，乃用其婿刘何摄事，又使之专应副泾原军须，前日进筑平夏城，为贼所抄，而奏报不到朝廷，则他可知矣。然则帅臣之乖谬，或军须之乏绝，陛下安得闻之乎？
陛下赏功罚罪，进退髃臣，以劝沮天下，宜无毫厘失实也，然今之边帅，如鄜延以一路兵势，一路民力，准筑三城，而每赏不过于进官一等而已。泾原章楶以四路兵势，三路民力，亡失甚众，才筑安西城一寨，而所与赏典，则官自朝散而迁朝议，职自修撰而加密直，陛下于鄜延何薄？于泾原何厚？无乃以章楶为宰相章惇之兄而固优之乎？……张询于熙河，泰然安枕，未尝一至沿边，而金城之赏一五，乃自权发遣运副，一进而为都转运使，又加秘阁之直，陛下于鄜延何疏？而于熙河何亲？无乃以张询为宰相章惇之妹夫而特异之乎！此陛下赏功之失也。……臣又见张赴近自左藏库副使不因赏功，又无他长，遂以閤门副使为雄州帅，天下皆谓张赴乃章惇之妻弟，元丰末，以章惇执政，因得稍进，比自章惇入相，未三载间，差遣屡易，莫非要郡与兵权也。臣不知张赴之超为横行边帅，果出陛下圣意乎？章惇为小官，有李参者，尝荐惇，今参之子孙李冲、李延嗣悉为监司。李冲先以不职罢，今遽除河北运判，李延嗣方在监当中，遂除淮东提举官，此人人知章惇之报私恩也。（《长编》卷492）
总结一下上面提到的这个「章氏亲友团」团员构成：
章惇（族）兄章楶为泾原帅；
章楶女婿刘何摄事泾原军需；
章惇妹夫张询为熙河帅；
章惇妻弟张赴为雄州帅；
曾举荐过章惇的李参之子李冲为河北运判、孙李延嗣为淮东提举官。
（其实这位李深没闹明白，如果泾原帅章楶是章惇最重要的「亲」，那么鄜延帅吕惠卿则是章惇最重要的「友」啊！「薄鄜延」「厚泾原」什么的，无非是章惇的左手右手，其实不分亲疏的呵！）
这么一看，章惇非但没有坚守「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他简直是以官爵私了一个亲友足球队（亲友中除了章楶，其余人在宋史中无传，估计才能也比较平庸吧）！难怪邹浩的《论宰相章惇疏三首》就专门diss他「徇情废理，专务自营，力引所私，分据要路，潜谋密计，妙若鬼神」「力引亲旧，分布要路，表里相应，以为持禄保宠之计」。
当然，咱们一眼也能看出，他这个「以官爵私所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除了「报私恩」的李氏父子，他差不多是把亲友全部打包发配去辽夏边境真·吃沙子（←众亲友：我们不过是丞相的工具人！是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章丞相「亲友の关爱」就是辣么飒！
❸虽然王安石下台后章惇的表现算得上「坚定的继承新法的人物」，但是王安石身前也有句名言：「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始终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这句话还有个版本：「吾行新法，始终以为不可者，司马光也；始终以为可者，曾布也；其余皆出入之徒也。」——应该是同一句话被不同人记录）。王安石这句话中完全没有提到章惇，说明老王心目中，当时的章惇并不是「始终不易」的死党，而是「一出一入」的「余人」（←以吕、曾、章三人日后的表现，王安石这句话却是打脸打惨）。
从元祐元年他（被旧党记录）的部分言辞「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倒推，很可能在刚推行保甲法（熙宁三年）、保马法（熙宁五年）时，章惇（还在条例司？）就发表过反对意见，并不是老王的「贴心小棉袄」。（一个间接推测：保甲、保马法曾布措置出力较多，而曾布不满神宗安排章惇审市易务违法案时就说过「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估计曾布和章惇最早的「有隙」就发源于吕惠卿丁忧、曾布上位作为变法二号人物的时期，「有隙」的缘由大概也是章惇反对保甲、保马两法。）
另外根据苏轼那边的史料，苏轼多次向人提到神宗在元丰末年考虑过要重新以诗赋取人：
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答张文潜县丞书》）
章惇如果元丰八年向苏轼传递这个信息（←想起他那个「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罪名，看来他这人还挺爱出卖皇帝小道消息的。挖鼻.jpg），那说明他个人亦是倾向于不纯以经义取士。
❹说出来不怕笑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分清《与章子厚参政书》《与章子厚书》是两封完全不同的信札-_- 《与章子厚书》（有的苏轼文集也叫《〈与章子厚参政书〉之二》）同样是章惇当上参政后苏轼写给他的，但这封信中苏轼并没有叙旧情或念新恩，而是单纯地托章惇帮忙去了个徐州时期他欠别人的旧账：释放一个戴罪立功的犯人。说起来章惇好像也很「擅长」帮这种麻烦的「捞人」的忙，除了苏轼的「连环捞」，还有例子是蔡京担任户部尚书时，向太后亲戚在坟地上建慈云院，蔡京为了巴结向氏，强毁四邻居室。苦主挝鼓上诉闹到朝廷，诏御史劾治，就硬是被章惇给压了下来，「狱具，惇主之甚力，（京）止罚金」。——而且好笑的是，他帮过这种「捞人」忙的人，最后还都明明白白地跟他交恶翻脸，你说他图个啥！
❺这个「接替王韶」的想当然应该是来源于看过的不靠谱二手资料，翻《长编》可知，具体到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前后，章惇已回到中廷，三月为右正言，五月判军器监。他多次出现在王安石推荐给赵顼的X帅X使名单中，但也仅限拥有姓名，并没有真正外出赴任。
（正月丁卯）上与王安石议陕西诸路置帅，欲用蔡延庆为环庆或泾原，安石论其不可，上问孰可者，安石以章惇对，其次赵子几有大略。上曰：「惇似可，子几粗簄。」（《长编》卷249）
初，王安石既罢李师中瀛州之命，因荐章惇可用。陈升之亦欲用惇，上曰：「惇，但能作吏文耳。」安石曰：「惇，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时韩缜犹未出使，上欲复令缜还任。安石曰：「惇，非缜所及也。」蔡挺言：「缜在瀛州非理惨虐。」安石固请用惇。吴充言：「不知契丹事与南江孰大？」安石曰：「臣知惇可以为帅，非为其了南江事，未了南江事，臣已知惇可以为帅。若待试其当得契丹然后用，即韩信何由倔起为大将当项羽？」上乃许。安石候惇回自南江用之。已而用惇帅泾原代王广渊，命既下，亟寝之。此据御集四月四日事。及安石去位，复除惇为高阳关路安抚使，此亦据御集四月二十九日事。又寝之。（《长编》卷253）
由此可见，虽然没有硬性安排章惇去「接替王韶」，但王安石帮章惇争取参与军政外交的机会的确是不遗余力，包括建议让章惇代替韩缜出使辽国。
然而赵顼对王安石这些建议却反应冷淡，觉得章惇「但能作吏文」——这个反驳真的很奇怪了，那时（熙宁七年）章惇别的事儿不说，光湖南湖北都跑了好多趟腿，南北江从招降打仗到建城置县大大小小的事都操持过来了，赵顼却还当他仅仅是「但能作吏文」的文吏（人家明明是个腿吏！），赵顼这看人的眼神怕是真有点问题。
❻他绍圣元年刚上台倒没有「立即」开始强硬外交，毕竟「攘外先安内」，恢复新法（为国敛财）+打击报复（为国除害）得先走几波。宋廷等到绍圣二年八月，才「罢分划地界，止所遣议疆界官」，待三年八月西夏派五十万大军在鄜延一线大规模入侵——即对方先破坏了和平，「彼曲我直」后，才绝夏人岁赐，正式开始大规模向对方国境进筑。
❼「王朝中兴」不能简单地看打仗行不行，即使哲宗没病没灾身体一直健康，到他亲政后的第六年，他手下的政府领导班子已是危机四伏了。一个是「国库没钱」：绍符的开边使得财政超支，「倾竭以供边费，使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神宗时期积累的元丰库从元祐时就挪去贴补陕西边事，到元符末期，连皇室内藏库的钱帛也紧巴巴地被挪去给各边封桩，专项作为边事之用，曾布一直嚷嚷没钱不是在空喊，「若更经营诛灭夏国，如此即忧在中国，不在四夷也」；再一个是「朝廷没人」：宰执之间矛盾重重，在诸多人事安排上无法达成共识，导致中央朝廷很多要害部门缺员现象极其严重，例如绍圣四年「谏官、殿中皆止一人」（曾布语），元符元年「中书舍人缺人……本六员，一员太少」（哲宗语），到徽宗即位，「左右司郎中及其他缺员甚多」「台官六员，缺四员」「谏官六员，缺五员」（曾布语）。
「国库没钱」是因为把钱花在了开疆拓土的兵事上，「朝廷没人」相当于变相裁员节省公务员俸禄，再加上对元祐党人大范围的「编管」「勒停」「追夺恩泽」，我简直要怀疑他是不是在换着方子为朝廷用冗兵+去冗官+省冗费（奇怪的解决三冗问题的思路增加了.jpg）。
章惇的独相真是字面意义的「独」：别人都是些废物，不得已活都归他干了！他还不嫌三省人少活多，他还去抢枢密院的活（给边将发私信）。他要是一直这样「害心风」瞎搞下去，王朝中不中兴不好说，哲宗庙号变成宋武帝倒是可能的。
❽我当年不知在哪儿被发的洗脑包：哲宗赵煦小时候太压抑了，成年后沉迷后宫佳丽三千，死于纵♂欲♂过♂度。
方诚峰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里详细摘录了哲宗缠绵病榻的记录，并在尾注里八卦：
关于赵煦的病情，笔者咨询过两位西医，但他们无法就史料提供的病情描述对赵煦作出确切的诊断。根据他们的推测，赵煦最有可能死于两种恶性肿瘤：食道癌、胃癌，尤其是癌细胞在晚期的扩散。赵煦病中所服用的药物，应该也增加了其病情的复杂性。
虽然赵煦他爹他爷爷就没活长，但依照徽宗高宗的长寿表现，赵宗实这一脉的基因应该并没有短命的遗传病，赵煦的病很明显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王菡《宋哲宗》一书中提到：
据记载（←可惜王菡的书没有写出处，我也没翻到这段的原始材料），宋哲宗少年时便有宿疾，时有咯血，但高太后严令不准外传，不准请医生，咳嗽时不许用唾壶，只用巾帕揩去，常有血迹。内侍只是将巾帕藏入袖内，不敢让外人知道其病证。及让御医看病时，也不许说气虚体弱之类的话。日久终于酿成沉疴。
高太后不让小孩治病这动机真心让人迷惑，也难怪赵煦长大后怀疑到她有废立之心。既然小时候没有好好治疗，成年后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病，再恶化成癌症，加上元符二年九月连丧一子一女的精神打击，赵煦英年早逝本是有迹可循（而不是什么「纵欲过度」）。
根据哲宗和曾布的对话，他病重时还一直服这丹那丹，想来无论他得的是啥癌，肝损伤肝中毒怕也是没跑了。可怜的娃.jpg
❾并不是「那一幕之后不久」，正月定策徽宗登基，直到当年的九月，章惇才因犯了把哲宗的棺椁撂在泥泞中过夜这种罪过而落职外贬，他的外放还晚于蔡卞，中间这几个月他在朝廷还与曾布、向太后等人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权斗。
❿根据曾布日记，永泰陵修奉钤辖是宋用臣，他是神宗时就主持过很多大工程的知名宦官，这句话应该修正为：永裕陵和永泰陵的石雕被公认为宋陵水平最高，侧面可以说明元丰、元符时期掌理皇家建筑工程的大内宦官对墓葬石刻艺术的审美水平。
文博界很喜欢把某某时代某些文物的精美，说成「代表当时大X朝的强劲国力」（←这个朝代一般是强汉/盛唐啦，你去陕历博转一圈，会不停地被这类句子洗脑），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刻奇拔高，文物的精美仅能说明：制造那件文物的匠人手艺精湛，验货之人审美高超。
巩义的宋陵中，永泰陵的石刻水平算是非常优秀了，特别是武将的铠甲，其锁眼锁扣都雕刻得非常精细——但这些艺术成就跟章惇是没啥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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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诚实追溯的话，我喜欢上章惇还真不是因为他「金句」多，过程还有点搞笑。
最开始对宋史感兴趣时，我是懒得啃学术专著的，那时看到《新宋》名气大，就先找来追了。看过《新宋》的都知道，作者阿越本质偏好旧党，为了凸显猪脚石越高人一筹的「改良」后的新法，真正的新党在书中基本是反面角色，除了吕惠卿作为反面boss人物性格刻画得还算成功以外，其他新党要员基本都没啥笔墨，章惇更是随便打打酱油，在书中莫名其妙犯了个损人不利己的罪案，就落职外放了。
在09年后小说一直太监懒得再追，我开始看关于变法的正经书，于是发现，诶，《新宋》中石越出于现代意识做的很多事，原本都是新党的原创嘛！比如石越和沈括主持的所谓军器改良，当时本就在做（也就没有开金手指到造出大炮而已），而军器监的负责人，就是章惇和沈括；熙宁七年三司失火事件，《新宋》中被写成辽国间谍搞的阴谋（?），还被石越趁机推荐司马光当了户部尚书，完全隐去了章惇积极扑火转身被皇帝任命当三司使的戏剧性展开；《新宋》中称赞的名将章楶和折可适，回头一查，原来他们成为真·名将的时期，中廷后盾竟也是章惇（《新宋》中五路伐夏胜利了，章楶不再贡献堡垒战术，倒也没怎么出名将的风头）；《新宋》中编造的章惇因包庇高遵裕就陷害忠良并以此作为政治投机的筹码，一看史料也根本没这类型的事……总之，阿越把章惇很多事都写没了，却根据保守派刻板印象虚构了他心狠手辣阴沟翻船的丑态。保留吕惠卿，让章惇和其他新党要员消失，于是王安石罢相后留出的宰执空挡就留给猪脚（和他心仪的旧党）上位了——用现在的话说，章惇这是被石越和司马光给冒♂名♂顶♂替♂了。
这样一个原本履历丰富、个性突出的人，居然在《新宋》中成了nobody，这反倒激起了我猥琐的兴趣和同情。再加上，章惇这人的个性还真不是一般的突出，即使与他同辈的亦算是天朝历史上最耀眼最突出的一群人了，章惇在其中仍然是最「扎眼」的那一个（反正扎到了我的狗眼）。【←写下这段话后，我特地去微信读书下了《新宋》完结版用全文搜索「章惇」，惊奇地发现在《燕云》后半部分章惇戏份还挺多的，他原来没有被发配边远州县！他还是和司马光杠了一杠！仍旧与赵煦眉来眼去勾搭上了！最后还混到了北伐统帅？？看来是我错怪阿越了(눈‸눈) 】
这几年我关注起历史书写这个话题，特别是历史叙事中常常发生的增补、编造、删除、魔改等现象，章惇作为宋史中一个被删削、被魔改的重点人物再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印象，无非来源于史书中的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而我对章惇曾有过的印象所倚赖的事实，实则是饱经删削后的事实，所依据的观点，竟是全然魔改后的观点。
现在我再来审视「魅力反派」这个印象，「魅力」绝非题中应有之义（儒家史官哪会料到现代人的价值取向能这么多（qi）元（pa）），但「反派大魔头」形象的营造却是个经久且系统的工程，前赴后继的历史学家用严格筛选过的史料层层架构，用反复审查后的观点重重涂抹，再打下无数道德和审美的补丁。我们能看到的章丞相，仅是书写者们允许我们看到的一具被挂在历史耻辱柱上晃来荡去的干尸，他们只负责保留尸身上五毒俱全的「原罪」精华，其余的血肉和魂魄，则早早被他们扔进了历史的焚尸炉。就这个意义上说，史官们无不是苏轼的拥趸，分享着「笔墨方寸间死敌灰飞烟灭」之隐秘的权力和荣光。
——不过，即便如此，他那一点点骸骨的锋芒都还是能划过千年的纸上沉积，让那焚尸炉燃烧出爆裂的火焰。他们给这尸身套上的可笑行头，涂抹上的小丑油彩，只会让这锋芒更加淬砺，更加凌劲。
正如「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面对真实且丰富的人性，我们的书写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方式。
珍爱章丞相，从把《奸臣·章惇传》这具干尸打造成还魂尸开始吧。ᕦ(･ㅂ･)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