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坍塌，必尸横四野 ——关于「端王轻佻」的VR式发散（一）

一个冷知识：章惇没有说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句话。

 

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四川大学的黄日初，在《「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2015）（以下称《辨疑》）一文中，他认为：

世传章惇所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一语,并不见于宋人所记的有关原始史料,仅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最早将此语及其关联史事演绎为历史场景，后被清人《续资治通鉴》所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使得相关观念一直流传至今，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

 

然后华东师大的顾宏义在黄日初一文基础上写了《宋徽宗即位日记事发覆》（2017）（以下称《发覆》），进一步补充：

据曾布《曾公遗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载入宋「国史」的有关徽宗即位本末之记事,实是当时皇权、后权与相权三者反复博弈、妥协之产物，使得徽宗继位前后的朝廷权力斗争之真相因重重掩饰,而与当日事实相距颇远。至于「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一语，亦出于后世之「语增」而已。

 

（↑大家可先去看看这两篇的考证，我下文的哔哔全是基于这两篇文的发散）

 

一开始看到这两篇论文，还有点小震惊。毕竟，虚荣但real一点的说，这句引人注目的「暴言」基本上是大家注意进而欣赏章惇的起点（哪怕很多人默认章惇是小人、奸臣，但提到他为政「亦有可取之处」，举的例子还都是这句话）。

不过黄、顾两位学者的考据也很扎实，顾还是《曾公遗录》的点校人，对这一段史实原始材料来龙去脉的分析很是权威了，「我竟无法反驳」。

于是乎，章惇好不容易在近现代被略微掰正的「正直、勇敢」「极富预见性」之人设，似乎就为少了这关键的一句话而重新崩塌，可以想见路人或黑子对此纷纷摇头：哎呀，白历史又少了一个！（≈黑历史又多了一个）

…… 

好吧，塌归塌，既然这句话也能成为一个谜题，那么按照惯例，俺也来个吐（洗）嘈（地）式解题。

  

 

一、以结论为出发点的推演

我们以两个非此即彼的结论为出发点，围绕这两个结论归纳相关的事实，再推演事实和结论之间的联系。

 

1、结论A：他没有说过这句话。

符合该结论的最强大事实：在《宋史》修订完成之前，比《宋史》成书更早的史料文本中并没有这句话。现场出席人员（如曾布）的私下日记中没有，官方记录在案的朝政实录中没有，同辈人的言谈文字中没有，隔辈人（南宋时期）的追忆议论文字中没有。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描述定策现场的文字，从《曾布日录（曾公遗录）》至《宋史》整理如下（按照对话体改写）：

 

最早的《曾布日录（曾公遗录）》：

向太后：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

章惇（厉声）: 依典礼、律令，简王母弟之亲，当立。

向太后: 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兼先帝曾言: 「端王生得有福寿。」尝启云: 「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

曾布: 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向太后圣谕极允当。

蔡卞: 在皇太后圣旨。

许将：依圣旨。

章惇：……。

（↑请注意此版本最独特之处：章惇只发了一次言，仅offer了简王，还没轮到提出申王的offer，就被众人摁头了）

《哲宗旧录》（被《长编》所收录）

向太后：邦国不幸，大行皇帝久望有子，今却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章惇（厉声）：在礼律，当立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须立端王。神宗皇帝诸子，申王虽是长，缘有目疾，次即端王，当立。

章惇：论长幼之序，则申王为长，论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

向太后：俱是神宗之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

曾布：章惇未尝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当。

蔡卞：皇太后为宗庙社稷大计诚是，当依圣旨。

许将：合依圣旨。

向太后：神宗尝有圣语云：「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章惇：……。

 

《长编》正文（卷520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条）：

向太后：邦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章惇（厉声）：在礼律，当立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神宗皇帝诸子，申王虽长，缘有目疾。次即端王当立。

章惇：论长幼之序，则申王为长；论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

向太后：俱是神宗之子，岂容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兼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曾布：章惇未尝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当。

蔡卞：当依圣旨。

许将：合依圣旨。

章惇：……。

 

南宋的一些私史也记叙了这个现场（当然，已经开始有了想象的成分）。

王称《东都事略》：

向太后议所立。

章惇：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

向太后：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

章惇：以长申王当立。

向太后：申王病废不可立。

曾布（厉声打断）：章惇听皇太后处分。

 

邵伯温《辨诬》：

向太后：先帝无子，神宗诸子，先帝兄也，当谁立者？

章惇：以礼律推之，同母弟简王当立。

向太后：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

章惇：当立长。

向太后：相公岂不知申王病废，不可以视天下？申王有目疾。

曾布（厉声打断）：章惇听皇太后处分。

 

蔡惇《夔州直笔》（这编得跟念唱本似的）：

向太后：天下不幸，早来官家忽然上仙。官家无子，当立谁？

章惇：臣按礼与律，当立嫡。

向太后：老身无子，先帝诸子皆庶，谁是嫡？

章惇：当议亲。

向太后：谁是亲？

章惇：同母为亲。

向太后：相公既要立简王，今申王处长，以病不可当天下。老身已得大行言，合立端王。

曾布（厉声打断）：章惇不得辞说，一听皇太后圣旨。

向太后：端王已在此。

 

《宋史·徽宗赵佶本纪一》基本参照《哲宗旧录》：

向太后：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章惇：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

向太后：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

章惇（厉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

向太后：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

曾布：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向太后圣谕极当。

蔡卞、许将：合依圣旨。

向太后：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

章惇：……。

 

同一书中的《宋史·奸臣·章惇传》则与《东都事略》一致：

向太后议所立，

章惇（厉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

向太后：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

章惇：以长则申王当立。

向太后：申王病，不可立。

曾布（打断）：章惇听太后处分。

 

 

以上记录粗看大同小异，但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发现一些可疑的状况：

1）通过上下对比，话语的增删现象一目了然。
比如向太后在《曾布日录》中说完「先帝曾言: 『端王生得有福寿』」紧接着跟了一句「尝启云: 『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以表明：「端王有福寿」是先帝（赵煦）的看法；这是赵煦和她本人之间发生过的一场日常对话。
但在《长编》《宋史》中，这句话变成了「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则明显给读者暗示：向太后话中这个「先帝」是神宗，《哲宗旧录》更是毫无心机直接改作「向太后：『神宗尝有圣语云…』」。
理论上讲，神宗死时赵佶还不到三岁，他不可能未卜先知一个三岁的孩童将来仁不仁孝，「且仁孝」只能是向太后自己的看法，这句话如果要补充完整，就应该是：「先帝（赵煦）曾说，端王有福寿，且（我认为他）仁孝，不同诸王」。
先不说这语法结构奇不奇怪，单说赵煦夸赵佶命好、她自己喜他孝顺，这跟赵佶应不应该当皇帝有啥关系呢？册立天子可是有皇家大礼律管着呢，这些亲属私底下的评价比起来算得个啥？——当然，这观点若是睿智圣明的神宗皇帝表露过的，那分量自然又不一样了。
这项「且仁孝」的增补实在称不上高明，与向太后原话没有很好地衔接上，但无论这修补如何拙劣，都必须得有，原因下表。

2）不管是当场说的，或是被史官动手脚给添加的，向太后这句「有福寿，且仁孝」之所以在这场重要对话中出现，很明显，这是言者和记录者特地在进一步argue推举赵佶的合法性——似乎仅仅是「皆是神宗庶子」+「按长幼赵佶排行第二&身体健康」这两点还不够有说服力，而明明这两点去狙击章惇的「按礼律」「按长幼」已经够用了！向太后坚持主张赵佶「有福寿」「且仁孝」，赵佶的人品在这里为什么显得重要？

3）曾布有个明确的「打断」「抢话」的动作。
章惇作为在场众臣中职位最高的宰相，抬出策立新帝需从「按礼律」「按长幼」两个方面考虑——单纯地看，这言论有什么不符合大宋朝立新帝程序正义的地方吗？有任何扰乱庄严的朝堂秩序、破坏君臣安定团结之处吗？曾布在这种重要时刻急冲冲地去打断一个宰相的正当发言（私史中还「厉声」），这难道不是非常失礼、藐视朝堂尊严的行为吗？但他后来的种种表现都不以为耻，反而一直很骄傲、很得意？


除此之外——

4）在章惇罢相前后，各类闲杂人等的言辞屡屡提及章惇的「罪恶」所败坏的「公议」，比如：
赵佶：「惇于定策之际，罪恶固不待言……」
右正言任伯雨：「章惇身为上宰，久擅国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及至陛下即位，尚敢帘前公肆异议，逆天咈人，轻乱名分，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
左司谏陈瓘：「按惇初唱异议，欲揺大策，久稽天讨，公论沸腾。」
中书舍人上官均制词：「宰辅之政，当以安社稷为心。属时艰难，而包藏奸谋。规挠大计，公肆横议，无所忌惮。」（←曾布还特意指示过：「惇罪状不可不明，又不可指名」，制词「务令微而显」。）

5） 也许出于对「沸腾公议」的顾忌，赵佶在即位初那几年，刻意收敛了（他日后表露无疑的）轻佻本性，时刻表演谨言慎行、「思节冗费」、奋发有为，「欲上述父兄之志」（——遗憾的是，一个对父母无爱的人能一辈子表演孝顺（如南宋孝宗），一个轻佻之人还真没法一辈子表演「端着」）。

6）顾宏义在《发覆》中也提及：编写正史的史官若是胆敢在帝王本纪里凭空虚构，这未免也太出格，有违于古人纂修正史之体例。
《宋史》长久以来都被批评「草草拼凑、仓促成书」，修史者的短板在于面对丰富的材料不加筛选辨别一味入史，但「无中生有地另行发明历史」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指控了。史官若仅仅是为了谴责徽宗轻佻亡国而刻意编造「连章惇都说了blabla」，这样的编造也会严重败坏这位史官的文品，会被人骂「Too轻佻 To纂修正史」。
而且仔细考察该赞语的语意——

赞曰：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辽天祚之亡，张觉举平州来归，良嗣以为纳之失信于金，必启外侮。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逸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可知赞语作者的行文逻辑：由事实起论「章惇说过轻佻者不能君天下」→推论「假如章惇成功了，徽宗没当成皇帝，大宋还会亡吗？可知小人也不乏有先见之明的时刻啊！」→发论具体阐述「徽宗这人啊，轻佻得没眼看，当皇帝实在是要不得！」→最后结论「人君一轻佻，天下鲜不亡！徽宗就是个超级典型！（言下之意章惇虽是「首恶小人」，但他说得没错，点赞）」。
整段都紧扣「人君不能轻佻」这一点，说明赞语作者对「章惇说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前提深信不疑。
——他何来由如此笃定？

 

2、结论B：他的确说过这话。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五更，章惇掷地有声地抛出了这句话，right here，right now。

 

——然而，

1）这场对话发生后没多久，在中书、枢密院修《时政记》时，肯定就会被删得没影儿。

根据《曾公遗录》元符三年四月（庚子~甲辰条，P239~241），因中书和枢密院分别呈上的《时政记》关于正月十二的定策言语文字出入较大，向太后、曾布（密院）、蔡卞许将（中书）三方就此发生过争论：

向太后称，曾布记录的她的话「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并没有「如何」字，「若道『如何』，却去与惇量也。」曾布和蔡卞坚持听到向太后问过「如何」，但拗不过，确认删掉；

蔡卞想加戏「章惇降级语云，臣卞面折惇云：『太后圣旨已定，更有何拟议！』」向太后坚持「不曾闻」，就仍然没有加上；

曾布记录「将等皆唯唯」，遭到许将的不满，但许将所上的为自己表功的文字也被向太后否定；

到了六月癸卯，蔡卞已罢官出朝，许将代表中书所记的文字又被向太后全面否定，最后定稿的《时政记》，就是以曾布所记为主，且据向太后之意修订之版本。

——由这些「菜鸡互啄」的扯皮过程可见[1]，垂帘时动辄表演「人淡如菊」的向太后，可是一点都没有放松过对话语权的实际把控度，任何有损到她作为「定策话事人」权威的官方记录，哪怕细小到「是否向章惇问过『当如何』这三个字」，这字眼都是非抠不可的。向太后绝无可能放任自己在官史记载中变成「触发章惇疯批暴走」「完全hold不住大局」的软弱形象——为了配合向太后的人设搭建，章惇的言辞必然就得经过一番「规训」。

2）崇宁元年七月，蔡京拜相，开始主持修哲宗实录（史称「哲宗旧录」），恢复了元符三年被向太后所否定的内容（如蔡卞「面折」章惇等），并「淡化」曾布的册立之功勋。与此同时，徽宗因忌惮章惇，对他独相时三省所纂修之《时政记》不放心，授意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另一端，曾布在政斗失败落职外放后，对自己的日记也重新「修补」过一番，意图挽回他在哲宗旧录中被政敌刷低了的存在感（包括但不限于特地强调向太后问过「当如何」，适当地踩低二蔡抬高自己）。
——如果说向太后对官史记载的干涉度已经算是苛刻了的话，那么她在后来者的衬托下仍是个傻白甜的无知少女。徽宗蔡京这对灵魂伴侣最佳拍档，他俩可一点不来虚的，他们直，接，烧，书[2]。
按理说，章惇在哲宗当政时的所作所为跟赵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而且是时章惇已在遥远的雷州，对赵佶的帝位一点威胁也没有了，但他却非要指使蔡京把章惇以前的工作报告全部销毁，好像这能报复到章惇什么似的！——除非是出于对一个永恒盘旋在自己命运深渊上空巨大阴影之最本质的忌恨，我实在想不出赵佶这么做的心理动机。

而且，说到「报复」，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也非常耐人寻味。曾短暂被章惇推为皇位竞争者的简王赵似（后来改叫蔡王），在当年九月迁外第后，没过几年就迅速成长为一个「荒淫堕落」之人，「与本位使臣等穿邸第后墙，不冠带，私出宫门，步历廛市，与宗室相见饮食，买宗女为妾」，并且身心健康迅速恶化，于崇宁五年便英年早逝（享年仅24岁）。——另一位差一点点就取代他「君天下」的人，居然因过着「轻佻」的生活而身败名裂了[3]，这对于赵佶这个竞争胜出者而言，还能有比这更爽的事吗？

3）南宋绍兴五年，高宗以「是元祐、非熙丰」为宗旨再修哲宗实录（史称「哲宗新录」），又把「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删掉，其「底本」即基础事实记录层面保留旧录的大部分内容。
——赵构和他爹一样，视「不正确的历史记忆」为头号大敌，对自己掌控之外的「历史书写」保持着极大的警惕。他爹当年烧官方史料，在他这儿完全不算个事儿，况且赵构还有个尴尬的出发点：要把被他爹和蔡京已经扭曲过的官史材料（是熙丰，但非章惇（以及其他上过党人碑的新党同僚）），再扭曲成一个新的形状（是元祐、非熙丰，且重中之重是非章、蔡等「首恶」）。

4）南宋隆兴淳熙年间，李焘编《长编》，方法是取材于实录，辅以国史、会要、日历等官修史籍，加以私家著述如野史、文集、笔记、家乘、行状、墓志等。因「哲宗朝事迹载在《时政记》《日历》者，皆为蔡京取旨焚毁灭迹」，李焘在编修哲宗朝末至徽宗初的事件时，只好在哲宗旧录、新录之外大量引用曾布《日录》。元符三年正月十二的定策，李焘便在注解中集中了旧录、新录、邵伯温《辩诬》、蔡惇《直笔》、曾布《日录》等各种说法。
——基本上，一个事件的细节能因参与记录的当事人各方利益考虑被掩饰、缺失成什么样子，且被后来的利益相关人士歪曲、篡改成什么样子，那么叙事的呈现（叙事本身的演变亦可看作一种「关于历史的历史」之元叙事）就能与事实若即若离成什么样子。

5）而《长编》、《日录》这类第一手材料，在元代至正三年（1343）编写宋史时（那时距离南宋灭亡已经六十多年了），或能完整保留，或也开始残缺。除此之外关于章惇的私人文字，他自己的作品集、书简信札、字帖、包括别人书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如家人为他作的《辩诬论》），差不多也因「人品不好」而遭到团灭。再往后，一手材料连同二三手的史集文集进一步佚失，到了清代，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缺了四百多卷的《长编》（佚失部分包括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好巧不巧也正是章惇活跃的年份），只剩三卷的《曾公遗录》，以及基本以保守派和理学家的立场为主，记叙粗陋、价值观紊乱的《宋史》。

所以，即使章惇的的确确讲过这句话，除非我们带上电子设备穿越回去录音录像，我们就是无法证明他说过这句话，这简直再正常不过。

跟他同时在场的人出于讨好新君、为尊者讳的目的绝口不提，跟他同辈之人出于落井下石对他因言获罪的原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隔辈之人因从无书面记录兼口耳失传无从得知事件细节，再后来的人因其臭名昭著而不再对真相pay more attention，这有啥奇怪的呢？

他被「删帖销号」的，岂止是一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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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扯皮过程为什么章惇完全没有参与/干涉（是时他还在朝廷，也仍是首相），《曾公遗录》语焉不详，就记了几笔「夔见余与二君（蔡卞、许将）密语（太后要他们修订时政记一事），极惊骇。」「夔在告。遂与将、卞同呈时政记事。」——看样子这群人是趁着章惇「厌厌罢相情怀」经常摸鱼请假，便明晃晃地背着章惇搞事。

[2]赵佶这样的人君可谓深谙掌握「正确的狸屎记忆」之奥义，他要是穿越到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想必会欣喜若狂，因为「关键字搜索」「一键删除」能省掉他的元长多少焚烧劳累之苦啊！不管赵佶在后来有没有亡国的大名，单冲他烧书这一壮举，他的人品已彻底破产。

[3]赵佶登基后与赵似的「恩怨情仇」可不止一点点，参见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