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苏轼关系的「甜甜圈」之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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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绍圣年间，哲宗亲政，拜章惇为相，让人切齿的「打击报复」开始了！

 

……且慢，看了《年谱》，我倒也厘清了，其实二苏兄弟，早在绍圣元年（1094）四月之前就相继被降职（苏轼元祐八年九月就出知定州，绍圣元年四月贬知英州）/被外放（苏辙出知汝州），不在京师了——那时的章惇还在赴汴京的路上，还啥都没干呢。

元祐末绍圣初，针对二苏的敌意，其来源有四：

• 哲宗赵煦本人：这个再明显不过，而且应该说，是最大因素，the reason to rule them all； 

• 元祐旧臣：洛党、朔党不要太多，也包括没有明显派别但与苏辙反目的上官均等人（其实党争的过程相当混乱，我也分不太清这些大爷们掐架的细节）；

• 骑墙派：履历中新党旧党都站过的人，这些人为了「洗心革面」，肯定是要非常卖力地与过去划清界限，比如杨畏、来之邵、李清臣、林希等；

• 新党核心：也就是章惇、曾布、蔡卞三人。算起来曾布本与二苏有旧交，章惇与苏轼有旧交，也就蔡卞从始至终与二苏没啥交情，在章惇未至汴京而二苏被降被贬的时间段，制诏都是蔡卞或林希（一个同样背叛了苏轼友谊的「小人」）写的。
  
  

 

当然，咱也实事求是，虽然不是章惇「亲自」把二苏赶出朝廷的，但二苏日后被一贬再贬的「悲惨过程」也确实跟章惇脱不了干系。

根据《北宋文人与党争》等研究专著，绍述新政期间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报复浪潮，大致来源于中央朝廷的三种操作：

• 以史料文字兴狱治案，如以「神宗实录案」报复了元祐史官中那些「极天下之文人」，包括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以及苏门学士中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以「同文馆狱」报复了刘挚、梁焘、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的儿子）；

• 「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就是对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八年四月十一日终，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件逐名编类，修写成册，据以论罪，「被罪者数千人」；

• 成立「看详诉理所」，这是效仿元祐旧党「诉理所」而成立的，旨在为了对被旧党放罪的反变法官员重新治罪，「缘诉理被祸者凡七、八百人」。
  
  

 

写到这，就涉及到一个苏轼粉可能「take it for granted」，但我曾为之迷惑过很久的重要议题：到底章惇是不是在「针对」苏轼？

你要说章惇的「历史意义」仅限于他是个「奸臣」，而他是奸臣又得缘于他是苏轼的「死对头」，这一点太不值一驳了。

但你要说章惇的政治功绩中，刨开（现在看来）相对正面的恢复新法、西北拓边，他那恶评如潮的「对旧党的打击报复」，是否以对苏轼的打击报复最有代表性呢？——这一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我分析了，针对二苏的打击，不是自章惇始，甚至，他还什么都不用做，二苏就已经不在他眼前晃荡了。

 

而章惇回到朝廷，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他的第一要务，当然也不是「打击报复」，哪怕就是「打击报复」，他的首要对象也不是二苏，而是已经挂掉的司马光、吕公著和高太后。

司马光吕公著都挂了，他祈求发冢斫棺；高太后也挂了，他乞奏追废宣仁圣烈皇后。——这两个要求太过离谱，哲宗显然不能同意。但可以从中看出，他80%的怒气所向。

 

死了的人，再怎么也杠不回来，活着的人中，作为打击报复的第二梯队，又有谁呢？——自然就是吕大防、刘挚、苏辙。

司马光、高太后是导致熙丰新法全废的元凶，而这三位，则是全废的忠实执行人（也是不遗余力打击新党人员的「激进派」）。苏辙们也打心眼里觉得新法误国误民，执行得尽心尽力，还把这当做是士大夫安民保国、匡扶社稷的好机会呢。而苏辙们具体做了什么，「编类元祐臣僚章疏」这个操作使得台省府旧账被一一翻出来，由不得章惇不看不了解。

你要说章惇是个爱报私怨的人，这个我是怀疑的，但你要说他为国事报公仇，那是肯定的。

坏国事者，特别是坏了他最在意的「边事」的人，还能有啥好下场？——他当上宰相出现在史料中的第一条施政记录就是「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以示哲宗（←这「弃地者」list中就有苏辙）。

 

再后面，打击报复的第三梯队，还有谁呢？——其实是谁已经不重要了，自有其他人代劳，去整理各类「宵小」的名录和罪状，做这种他一介首相没工夫细管的paper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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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回到「一贬再贬」这dark hour的线性进程： 

• 先是绍圣元年（1094）三月苏辙去了汝州，四月苏轼去了英州。

• 同年六月，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七月，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请注意，是苏轼先@惠州，苏辙再@筠州）。

• 绍圣四年（1097）二月，苏辙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同年闰二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即儋州）安置（←请注意，是苏辙先@雷州，苏轼再@儋州）。

• 元符元年（1098）二月，诏吕升卿、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章惇意欲使之尽害诸窜谪者」（三月四日罢升卿，后三日，董必自东路改使西路）。三月，董必奏知雷州张逢款待苏辙事，六月，苏辙移居循州。

虽然我在上一节说「章惇报复的人中，苏轼不是排在top梯队」，但苏轼的确是最早被章惇（领导的三省）发配至岭南的，那时其他旧党起码都还分散在内陆；而绍圣四年，其他人也陆续齐聚岭南后，苏轼又是走在了被谪儋州、远赴海外这「时代前列」——这也是导致章惇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下不来的决定性的一步。

 

到底有什么必要，非得把一个当时最有名望的士大夫（甚至不是之一），贬谪到化外之地去呢？除了乌贼喷墨般浓稠的恶意之外，还能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呢？

 

 

如果要说我这整篇文都是给章惇「洗地」，却洗不了这一点的话，其他的地也全都白洗。

 

所以我决定了，我！不！洗！

 

这就是「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

 

这就是彪炳千载的「一代奸相」！

 

陷害忠良（还给忠良们开恶毒玩笑）从来都是堂堂正正、理直气壮！

就扭曲，就沦丧了，怎么着吧？

……

……

（洗累了，先坐地撒个泼ing）

……

……

……

……

好吧，扶我起来，让我用这腐朽的声带继续洗——

 

我先以浅薄的史料阅读经验勉强总结一下（正史史料这一块也散佚得厉害），绍圣后期至元符年间，朝廷仍然持续打击苏轼的原因：

 

❶与绍圣初期针对二苏的敌意来自好几个方面相比，到了绍圣后期，这些「敌源」中，旧党、骑墙派都不存在了，但中廷始终活跃着以蔡卞、蔡京为首的党羽，这些人对打击苏轼非常有兴趣。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之一就是蔡卞作为王安石的女婿兼门生，一直奉王安石及其新学为圭臬，而苏轼除了和王安石在政见上分多合少，在diss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上也一直不遗余力。

另外，关于蔡卞是「整人boss」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廷似乎是个「共识」？除了曾布反复对哲宗喋喋的「章惇口、蔡卞心」，连登基没多久的徽宗都说过「惇于定策之际，罪恶固不待言，蔡卞阴狡害政，绍圣以来，伤害人物多出于卞，其罪更大于惇。」

需注意，蔡卞从绍圣二年（1095）十月除尚书右丞成为章惇的副相（「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从绍圣二年底开始进行，也许跟这次任命有关系），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又除尚书左丞（这个时间点恰好是苏辙@雷州、苏轼@儋州的时候），所以「一贬再贬」相关时间段史料中出现的「三省言」可推测基本就是「章惇口，蔡卞心」了。

❷要打击苏轼，也非常easy，因为材料都是现成的，罪名都是早就罗列好的，by旧党themselves。包括那些屡试不爽的苏轼两次为试馆职所撰的策题是否在诽谤先朝、元丰八年五月作诗「山寺归来闻好语」是不是在庆幸神宗死得好，这些都是元祐时代，被洛党朔党发明出来的——是不是很搞笑？元祐旧党本就是以「神宗做错了，我们要更化神宗朝」为旗帜聚集起来的，然而这帮人在互相倾轧时，用的借口居然是「你说神宗不好，真是大逆不道」。

❸打击苏轼，也是在迎合哲宗的「初心」。——说到这，我其实也不太明白哲宗这个小屁孩为啥如此反感苏轼，苏轼还当过他的侍读老师。只能粗略推测，除了苏轼被反复炒冷饭的那些黑材料，大概是由于高太后当年太喜欢苏轼，苏轼也太过迎合高太后（想想那个以皇帝名义治罪蔡确、再以太皇太后名义赦免的馊主意，哲宗本人看到后会是什么感想）。也许对哲宗来说，恶整苏轼，就是间接报复那个给自己童年带来无数阴影的高太后吧。而且，别忘了，哲宗讨厌苏轼，也不可能不讨厌苏辙，苏轼好歹还三次外放当地方官，苏辙可是一直盘踞中央，作为「君子贤臣」在小孩子的哲宗眼前蹦跶了八年。章惇都还没回朝的时候，哲宗就迫不及待地公开表达了这种厌恶，在苏辙面奏御试策题不应该诋毁元祐之政时，大声指责他「以汉武比先帝」「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还被范纯仁当场劝阻：「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诃斥奴仆」，侧面说明，以优待文臣为传统的北宋皇帝中，当众这么凶大臣的情况非常少见。）

对哲宗这种心智不太成熟的年轻人来说（他亲政时17岁，本也处在标准的青春叛逆期），如何还能更加恶心苏辙呢？不如把他最爱的兄长再狠狠地整一把。

当然，哲宗即使再厌恶二苏，你要说他一上位就想着把二苏一个雷州一个儋州，这肯定不是事实。在绍圣元年刚把苏辙外放到汝州时，有人敲边鼓「苏辙引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请远谪以惩其咎」，他还说「已谪矣，可止也。」
但正因为他是个心智不成熟的年轻人，很容易受人「蛊惑」，即使已经贬谪过的人，如果再被构建出更恶劣的罪名，并附上确凿材料的话（有史料表明，哲宗本人也时常翻阅编类章疏，作为责降臣僚之依据），他估计就很容易「怒火重燃」了。而蔡卞之流为了不停地刷存在感，便迎合哲宗这初心，以「绍述」为名，将「在整人大业上不断推陈出新」作为宰执固位的手段。

 

这样，在多方力量绞合之下，就形成了一旦大范围打击元祐重臣，必定有苏辙，而要打击苏辙，又以打击苏轼为先的局面。

 

哲宗朝大规模贬窜元祐党人，前后有两次，一次在绍圣元年六七月，一次在绍圣四年二、闰二月。

苏辙的几次贬谪降官，都是与这两次批量打击同步的（并且和吕大防、刘挚同进退），而苏轼的被贬，则是在「批处理」之外的「落单」，惠州那次是「发配岭南急先锋」，儋州这次就是被「盛勇」追击的「穷寇」了[1]。

  

至于这个局面的形成，章惇是厥功至伟，还是仅仅顺其自然？——我唯一可以「洗」的地方就是，他并非「乐见其成」，但多半也是「无奈围观」。

其实到绍圣后期，他个人对「打击报复」已经不怎么上心了，他施政理念一直是主张「兼取元祐」，用人方面也愿意在认同绍述的大前提下擢引有才干的元祐党人（还因此在哲宗面前被同列攻击），他给哲宗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面对哲宗问题「元祐亦有可取乎？」，就非常坦然地说「取其是者修立」。他对自己的职业期许，从来不是一个「专事打击报复」的首相那么简单。

而他也确实没空分心去围观。绍圣三年（1096）九月「帝以星变多主兵革」——哲宗终于决定正式继承他爹的开边大业了，从那时起直到元符二年末，他这个首相就全身心扑在西夏及吐蕃青唐战事上。

 

他为此有多劳心劳力呢？

 

枢密院的曾布跟他在议论边事上诸多不合，他为避开其掣肘，不惜绕过朝廷「同列预议」环节，直接给西北边将写私信，「令如其意指经营奏请」；在与西夏休兵讲和后，元符二年十月，他还单独与哲宗密谈，劝哲宗在收复青唐后乘胜再对西夏进击，「欲覆兴灵而后已」。——他对拓边西北这件事几乎是魔怔的状态，不是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更多是在于，他担心自己任期内（或者悲哀一点地说，「在哲宗死之前」——那时哲宗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如果完不成这件事，恐怕大宋就永远做不成这件事了，毕竟，这事被司马光和苏辙们活活耽搁了八年。而灭西夏，既是神宗和荆公的遗志，也事关大宋未来国运。

 

这么看，刘教授的《关系考》中后半部分章惇的「失语」也说得通了，也许章惇的确没有公开或私下底针对苏轼发表过任何「我要整他」的言辞。只不过「整人大业」中的每一步进展，他作为三省首相，肯定是清清楚楚的。随着「编类章疏」的深入开展，苏辙苏轼元祐时期干了什么事，说过什么话，都是作为「呈堂证供」被一一揭发出来，并被加以审判。在此过程中，章惇主持的也罢，冷眼旁观蔡卞、蹇序辰等人操持也罢，反正，对于苏家兄弟的迫害，他就算不是ensure it，至少也不会阻止了——他干嘛要阻止？

 

 

此外，在每一波打击报复背后——大地板俺是「洗」不了了，但一些犄角旮旯还可以洗一洗——有一些细节也值得玩味：

❶先说绍圣元年（1094）六、七月那一波「大批量处理」，其中把吕大防、刘挚、苏辙三人一起打包「降授左朝议大夫，分司南京」，这背后的「道理」值得留意：

《苏颍滨年表》记事：绍圣元年七月丁巳，三省言：「近闻朝廷以吕大防、刘挚、苏辙落职降官，黜知小郡。臣始以谓陛下慈厚，不欲尽言，姑示薄责而已。今睹制词，在大防则曰睥睨两宫，呼吸群助，诬累慈训，包藏祸心；在刘挚则曰诬诋圣考，愚视朕躬，窥伺禁省，密为离间；在辙则曰老奸擅国，肆诋先朝，以君父为仇，无臣子之义。既及此矣，则罪重谪轻，情祛相远，伏望更加详酌，以正其罪。」监察御史周秩言:「朝廷议吕大防、刘挚落职，降苏辙三官，知小郡。臣愚窃以为未也。大防等罪尚可以为民师帅乎？然大防与挚始谪。姑易地再施行犹可也；辙之谪已再三矣，而止于降官，则不若未谪，而更容臣等极论之也。臣愚谓大防等罪不在苏辙之下，大防、挚、辙是皆言之而又行之者也。盖大防等所言、所行，皆害先朝之事。彼得罪于先朝，而轻论之，他日有得罪于陛下者，而重论之，于义安乎？吕惠卿以沮难司马光，罪至散官安置。则为人臣，宁犯人主，勿犯权臣，为得计也。且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

 

这大概是三省的头头——章惇本惇出面对整人大业指手画脚最直接的一次了（「看了制词觉得有问题」，这一眼挑出吏文毛病的风格非常「惇式」），而他指手画脚的点就在于：吕大防、刘挚与苏辙相比，是「罪重谪轻，情祛相远」，这三人与苏轼相比，又是「罪不减于轼，而得罪轻于轼」（←后半句虽是御史的发言，可以看作是受他指使）——这个奇怪的「比烂排行榜」设定，可据此探知章惇心目中「真政敌，真Guilty」之排序。

❷在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六月被贬去惠州后，第二年的三月，章惇的族兄、亦是苏轼好友的章楶，去广州当了知州（惠州是广州下辖）。

 

这一点让我颇感意外，了解宋夏战争史的，对章楶都不会陌生，他是从元祐末年就开创性地提出「筑垒浅攻」的防御战略，并在绍圣末及元符初宋夏的正式交战中取得平夏城大捷、夺得天都山-横山一线的北宋名将。我原本以为章楶是一直活跃在西北的，那天一翻章楶年谱发现，他在章惇当政期间竟有将近两年的时间（绍圣二年三月至三年年底）南下广州当了地方官，做了苏轼的顶头上司。

 

苏轼居于惠州期间，还发生了程之才作为提点广南路刑狱公事巡按广州事件（绍圣二年（1095）一月到的韶州），刘教授在《关系考》中把这锅算在章惇头上，认为正是章惇知道程之才与苏轼有多年宿怨，才故意派他去广州当提刑，好利用职权刁难苏轼。

然而果真如此吗？
程之才到了惠州，反而和苏轼「冰释前嫌」，断交四十余年后两人重新以亲家兄弟名义密切往来。事情的戏剧性转折，难道是偶然的吗？

章惇如果知道程之才和苏轼不合，肯定也知道，苏家并没有与程家完全绝交，苏轼苏辙一直与表弟程之元、程之邵相善，而程之元还曾在元祐五年（1090）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

况且，章惇如果蓄意送程之才去「害」苏轼，那他干嘛「紧接着」送章楶这个苏轼的老朋友过去「看护」苏轼？

 

之前看到有苏粉说，苏轼在惠州，「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虽然「不得签书公事」，但通过程之才把当地官员指挥得团团转，给百姓解决了不少民生问题，完全没有踟蹰于困境的落魄样——这背后，是否有州府长官的「爱护与纵容」在里面呢？

 

 

❸至于那个被刘教授作为章惇「穷凶极恶、不依不饶、欲置人于死地」之罪状的「吕升卿、董必广南西路察访」诏令安排，《长编》494卷元符元年二月丙申条有说：「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

——看吧，提议者是蔡京，蔡卞的哥哥，而董必又是蔡卞的党人，他们安排吕升卿一道察访，不过是「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雠，天下所知」。这个事件其实是「同文馆狱」的余波，并不是针对轼、辙二人，锅基本可以甩在「蔡卞才是整人大boss」上面。

 

至于「曾布看不下去，都帮着在哲宗面前为苏轼求情」的段落（←被刘教授用来反衬章惇是多么冷酷无情），看史料原文（《长编》495卷元符元年三月辛亥条），曾布和哲宗的对话，画风其实是非常清奇的：

两人从「近闻遣吕升卿、董必察访二广，中外疑骇」说起，绕到「陛下知章惇、蔡卞近来相失……而惇尤疑蔡京」blabla，哲宗认真地问起「京与惇何以相失？」曾布便喋喋了一堆章惇如何招惹了蔡京的鸡毛蒜皮，总结「……惇为宰相，可按治便当按治，不当以闲语言激怒之尔。」

接下来——

上曰：「惇性轻率。」（←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皇帝如此忧心忡忡地评价他六十四岁的宰相）

布曰：「诚然，但惇虽轻率，议论亦多平直，卞之阴巧难测，愿陛下更加审察。」（←子宣啊，说好的同时抹黑惇、卞两人以抬高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地位呢？怎么突然又给章惇开脱起来了？）

上微笑而已。（←君臣二人在「不能对章惇放弃治疗」的共识中达到了奇怪的和谐？？？）

 

 

 

▷▷ 15

到这里基本可以整理一下我的结论了：

章惇与苏轼交恶，发端于元祐元年，苏氏兄弟站队于司马光及高太后，把章惇排挤出中廷的当口。两人的站队表现，苏轼不算明显，他「出于公心」还为免役法和司马光公开杠过，但苏辙从非常积极地攻击蔡确和韩缜，到「不得不」随大流地上奏《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就是明显地不顾是非、只论敌我地站队。

 

至此，我想起苏粉都很认可的《宋史·苏辙传》的结论：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但通过对章惇态度的比较，很明显，两人还真·不那么一条心。

 

苏轼在元祐初期，肯定还记挂着乌台诗案的「恩情」，和章惇保持着（至少表面上的）友谊，在政见上，也难得愿意「不合时宜」一把地有限支持章惇。

相比之下，苏辙就「识时务」得多，出于投桃报李也好（司马光把他俩召回的朝廷），为仕途前景「壮士断腕」也罢，他都得坚定地站在司马光和高太后一边。即使他本人对司马光的真实评价并不高（《乞选用执政状》就说到司马光「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也专门记载那个许靖的典故，暗示司马光只有虚名），即使他清楚地知道「章惇说得对」，但他看章惇，就和其他人一样，几乎是在看一具尸体了。所以他能毫不留情地写下「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估计自己弟弟放出这一招，当哥哥的也有点难堪吧，苏轼是否和苏辙「统一过思想」不得而知，但苏轼看似仍有一点点想要挽回情分的意思，于是章惇知扬州时，苏辙《章惇知扬州》的制词像是苏轼借笔在开解他，章惇提举洞霄宫后，苏轼还给他寄去了不知安慰还是恭喜的《归安丘园》。

 

如果章惇是出于苏辙在元祐元年的表现而疏远了苏轼（或者用我一开头的说法：他终于决定「放弃」这段本就不牢固的友谊），那么章惇在绍圣「卷土重来」后，对苏轼的打击报复，就更是跟苏辙在元祐期间的政治言辞和作为密切相关。

 

这个「相关」，主要体现在：他一方面要辛苦地将苏辙（及其同党）的「倒行逆施」拨乱反正，一方面也要把苏辙等人肉体输送到岭南。

 

以上，就是我在最开头说的，「苏辙是导致章惇、苏轼二人关系变坏的元凶」的真正含义。

 

苏轼作为兄长比苏辙名气大得多，风头也出得多得多，但就「政治敌对势力」这个层面而言，苏辙既（继承司马光遗志）从实操上破坏了熙丰新政（财政上从内到外罢停了新法的理财手段，军事外交上对西夏妥协退让），也（与他哥一道）从理论上和舆论上对新党群体予以污名化，政治姿态上也是最不妥协、最不退让、最「冰炭不容」的那一类，因此对章惇而言，苏辙这样的人才是继司马光后（活着的人类中）对新法最大的威胁。——相较之下，针对苏轼个人，章惇还真没什么特别实锤的要恶毒整治的举动，无非是在蔡卞之流以三省名义牵头的整人大业涉及到苏轼时，他没有阻止。而天下人都以为他最厌恶苏轼时，他还有派章楶这个与苏轼友善的「真·自己人」去广州给苏轼当顶头上司的迷惑举动。

 

而苏轼比起苏辙，看似受到了更多的打击报复，除了算是一种「连带效应」，也是因为不止有一个章惇，想整苏轼的人可是排了长队。

 

但后世的我们看来，那些排队整苏轼的人都消失了，只留了一个章惇来背这口千年巨锅。

——谁让你独相六年呢！

——谁让你曾经跟苏轼好过呢！

 

欲执权柄，先承锅重吧。

  

 

▷▷ 16

章惇和苏辙的「孽缘」至此结束了吗？似乎还没有。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章惇因发生了著名的「端王轻佻，不能君天下」事件，自己给自己判了一个漂亮的「政治死刑」，在九月当完山陵使后，就被外贬出京。

 

二月癸亥，苏辙量移永州安置，写下的《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时有赦书北还〉》中有一句「幸无薪炭役，岂念冰雪冷。平生笑子厚，山水记柳永。」

 

这里这个「子厚」，很可能指唐代的柳宗元柳子厚（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但是，会不会也可能暗指另一位「子厚」呢？——由副标题「时有赦书北还」可联想，在这时移世异的当口，他和兄长都不可避免地会想起「那个」子厚，也听说了「那位大人」的狂妄之语，也忍不住想嘲笑一下「那个章子厚，早晚会有今天」吧？

 

 

After all，苏辙在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于汝州安葬苏轼并撰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让后世苏轼粉「失望」的是，这个墓志铭里，苏辙居然并没有对那个害惨他们兄弟俩的万恶之源大加批判，反而轻飘飘地给了一个「旧善」的title，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想，这不仅仅是他遵从苏轼临死前给章惇季子章援回信的「主题思想」，更是重新审视了几十年来章惇与苏轼、与他自己的交往历程，而给出的一个虽是充满遗憾、但也充满怀念的称呼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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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被贬儋州，史料中并没有书写正式原因，连点制诰词都没有（苏辙@雷州起码有个「制略曰」），这就留下了空间给后世瓜众开脑洞，说是章惇看到了苏轼诗句气恼他在惠州过得太舒适云云。俺也没有材料证明章惇不是因为这个，只不过可稍加留意的是，与苏轼同一时间被贬的还有两个人：「韶州别驾，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这刘安世、范祖禹有什么典故呢？元祐四年末，宫内在坊间寻找乳母，传闻有宫女怀孕，当时刘安世和范祖禹信以为真，上疏高太后，让她对小皇帝严加看管（那时赵煦才十二岁）。赵煦后来回忆说，他某日觉身边宫女「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啼泣者」，后来才明白，这是「因刘安世上疏，太皇太后诘之」——长大后的赵煦对这两人的感情可想而知。而苏轼的贬谪与这两人一起，值得玩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