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坍塌，必尸横四野 ——关于「端王轻佻」的VR式发散（六）

六、坍塌后的尸横四野

 

正如我在前面所吐嘈，章惇被「删帖销号」的，岂止是一两句话。而「删帖销号」如此频繁地发生在他身上——这个现象比他那些被删削的言辞行为本身，更值得我们怀疑人生。

以章惇的身份地位，以他所参与事件的重要程度（定策皇帝，在古代历史中算是顶级大事了），都不能保证事件的记录在「事实真理」层面的可靠性（——或者不妨说，正因为这是一等一的大事，官史材料才必须文过饰非，必须「毫不掩饰」地去掩饰难堪的真相），我们不得不怀疑，仅就「历史书写」这件事而言，它的公正性、权威性到底有几分？它所宣扬的「正统性」「合法性」，所传递的道德价值，其根基到底有几深？

如果没有元末史官欧阳玄来历不明的一个「赞」，没有元末明初学者陈桱、陈邦瞻的「改编」——再后来，如果没有黄、顾两位学者的「辨疑」「发覆」，这个「某句话一度被消失」的现象，甚至不会被我们察觉。不是所有被删削掉的言辞，都能有此等的幸运。那些不被察觉的删帖销号，在历史长河岂不是如恒河沙数，不知凡几？ 

章惇的悲剧，不仅在于他声势浩大却孤掌难鸣，奋起一搏却一败涂地，更在于他这自撞南墙的超凡勇气，suicide attack的决绝姿态，（差一点就）不被历史记录下来，而不被记录，就基本等于不曾发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一旦吼出这句暴言，在别人眼中差不多就是一具尸体了，彻底地「政治性死亡」兼「社会性死亡」。而他这么壮观地当场去世，尸体还迅即被火化，都不给我们这些看客留下一具全尸。

「轻佻之人不能君天下」这句话不仅在事发后的当口就不能再提，在中原华夏不幸经历过靖康之耻、南宋建国后，就更加不能提了。

不可思议、但真实且现实的是，在很多人心目中，对一个亡国之君的指控，比亡国本身更下作可耻。

因为指控，就是问责。

而问责，约等于把天子拉下神坛，置于被告席上审判，这便严重动摇了「天赋皇权」的合法性，动摇了国~本~。

于是，必须反思靖康之耻，却又不能问责到真正负责之人的头上（不巧the man in charge正是自己顶头上司的老子）——这成了南宋朝野意识形态的「头等大事」，这件大事随着「中兴之主」本人盖章「最爱元祐」，即刻导致了「蔡京→章惇→蔡确→王安石」回溯背锅链条的诞生。[1]

 

而曾经有个大奸臣竭力阻止过那个万恶之源登上历史舞台，还清醒地预言过他的品性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这个事实实在不利于大奸臣人设的营造，不利于「蔡京~~~王安石」归罪链条的无缝衔接，不利于高宗洗白他爹他哥，不利于东京的遗老遗少作为「无辜者」「受害者」的自哀自怜。

 

这些让人不快的事实，删了就删了吧，忘了就忘了吧！大家黑不提白不提，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我们对历史认知的扭曲，不就基于这一点一滴地删帖销号，一钉一锤地栽赃甩锅吗？

无论那个删削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多么荒谬可笑。

 

我们肉眼可见的历史书写，对于「罪魁祸首」的袒护，对于「共犯」的维护，是最花心思、最巧言令色、最无所不用其极的，因为这是历史书写的核心偏见与终极目的。 

 

套用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话，我们再来审视靖康直至南宋崖山的历史，只能得出一个让人憋屈的结论：

帝王的轻佻让中国玩完，完了无数次，而他们却仍然可以轻佻下去。

徽宗把「华夏之造极」的大宋给亡了，亡得透透的，而大宋却仍然把亡国的无上机遇拱手奉送给他的徒子徒孙——

 

南宋绍熙五年，朱熹从潭州知州升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入宫给宁宗讲学，但不出四十多日即被宁宗以内批逐去，监察御史吴猎上书为朱熹鸣不平：

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纸去一宰相（此指留正），明日出一纸去一谏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几。昨日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禄。中外相顾皇骇，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熹当世老儒，善类攸归，清议所出。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

 

——啊哈！君王的快意事常有，为君王的快意事叫好、辩护、共情者常有，为君王的快意事买单、背锅、擦屁股、付出千万代价者常有，而正面阻击君王stop from doing快意事且成功者，却有几何呢！

-------------------------

[1]这个背锅链条的建立，当然也凝结了南宋无数理学君子大儒们的心血。朱熹在《朱子语类》针对新党的种种暴言就不说了，张栻也说过「熙宁以来，人才顿衰于前，正以王介甫作坏之故」，此外，作为批判熙丰绍符的一体两面，他们取悦当朝「最爱元祐」的官家更是直白又内涵，谢谔（程颐的三传弟子）就向孝宗建议过立高宗的庙号为「圣宗」，「盖可以对神宗」——emmm，赵顼从来不是什么完美的皇帝，倒也犯不上被他的孙子曾孙子们如此「神圣」地羞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