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补充

To某评论莫名消失的lof友：你提到的苏轼这一干「帝师」们没有把赵煦当小孩，而是当未来的皇帝（即一个统治工具），他们只注重工具的效益（For治国or for 维护士大夫官僚阶级利益），而不care这个工具的人性。你说得没错，这也是我写《煦轼关系考》这文想要批判的一种明显的不公正：

既然我们（作为现代人）为苏轼做传时口口声声着眼于苏轼身上的「伟大光辉的人性」（他有趣好玩亲民多才多艺blabla），那我们为何在叙述苏轼身边的路人甲时，却只 focus on 该路人的「工具性」，而不把路人也「当个人」？

只因为赵煦这个皇帝把苏轼贬得很惨，所以他就一定是个「昏庸好色暴躁懒惰…」的人，只因为他没有完成他原本被安排好的工具属性（即当一个好好治国、也好好对待苏轼（给予与他才华应得的高位）的皇帝），所以他就只配得上一个「听信奸臣谗言」的盖章——这就是几乎所有苏轼传记对「不是苏轼那一边的NPC」的处理方式，赵煦如此，章惇亦然。

从人情常理来讲，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给予相应的反馈。你如果把别人「非人化」（不管是物化还是圣人化），你不对别人付出（作为人类应得的）尊重、理解、信任、同情，那么别人（热知识：小孩也是人！）就很难把你「当人」而回报你人类的感情。

赵煦为何没有把苏轼当成「历史上最好玩最有趣的人」对待？有且只有一个原因：苏轼完全没有对他展露什么「有趣好玩」的一面，苏轼没有把他视为人格上平等的个体（虽然苏轼自吹他对玉皇大帝和卑田院乞儿一视同仁），苏轼只在乎他的「功用效益」，而看不到他作为人的内在价值。

赵煦与苏轼的bad ending，它揭示的是儒家圣人教育理念的破产（这类教育之后也没有成功过），而非赵煦人格的破产——而后者恰恰是被所有苏轼传记给反复渲染的刻板印象。

在我眼中，赵煦不但不是一个可悲的人，恰恰相反，他以惊人的原生主体意志熬过了长达八年的情感荒漠和变态圣人教育，他不但没有变成那种有明显缺陷型人格的阴间皇帝，反而实现了他的初心，达成了「有为」「立事」「有改变」，哪怕他的生命只有短短二十三年。赵煦这个个例，对皇权专制中的人而言，其实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只不过我因能力有限而无法深入探讨。

我从来不认为在叙述一位「伟大人物」的同时，刻意贬损他的对手、敌人是烘托这位人物伟大之处的好方法。《悲惨世界》写冉阿让的高大伟岸是靠贬损沙威是个奸邪小人吗？人与人之间的悲剧，更多来源于身份地位阶层的差异、权力的对峙转化和观念的沟壑造成的不幸，而不是因谁天生白莲花，谁天生奸邪。

作为现代人I'm so sick of 奸邪叙事，这也是我根本无法共情奸邪叙事中「伟大君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