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苏轼关系的「甜甜圈」之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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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被贬外出汝州后（←这个任命是在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后的仅仅五天），事情显然还没完。

 

三月十四日，苏轼迁为中书舍人，二十二日，在《缴进沈起叙朝散郎监岳庙词头状》中把熙宁生边事之徒（含章惇）泛泛diss了一通：「右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刘教授在《关系考》里把这一条缴词头作为一个苏轼背弃章惇友谊的「旁证」，但我认为就这两行字还完全算不了什么，因为二苏有很多大招，还都在后面。

四月六日，王安石卒，苏轼作《王安石赠太傅制》，里面几句「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被不少研究苏轼、王安石关系的人赞叹是「雍容大度的笔触，前嫌尽弃的评论风度」「高度公允地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

 

然而，事情的发展永远是超乎「伟大人物总归会和解」之和解派预料的。

 

估计是王安石的去世给了大家一个「摔杯为号」，无法撼动的新党头号党魁死了，那么剩下的妖精王八就可以通通到碗里来了！

五月十九日，苏辙上《乞诛窜吕惠卿状》，首倡批整吕惠卿（这个新党二号人物，当时在太原当河东路经略安抚使，三月「托疾求宫观」，去了扬州，并不在中廷）。如果说他那篇《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还算他正常的委婉文风，那这篇《乞诛窜吕惠卿状》可就绝对是篇激情豪放的雄文，这篇奏状和后来苏轼作为中书舍人撰写的《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一道，淋漓地展现了两兄弟不愧为唐宋八大家的傲人文采（大家来好好欣赏下原文）。

苏辙《乞诛窜吕惠卿状》：

右臣闻汉武帝世御史大夫张汤挟持巧作，以迎合上意，变乱货币，崇长犴狱，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武帝觉悟，诛汤而后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卢杞妒贤疾能，戕害善类，力劝征伐，助成暴敛，使天下相率叛上，至于流播。德宗觉悟，逐杞而后社稷复存。盖小人天赋倾邪，安于不义；性本阴贼，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

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无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冥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进邪说，荧惑圣听，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辩，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狱，以震动天下。自是诤臣吞声，有识丧气，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扎殆遍。专用告讦，推析毫毛，鞭棰交下，纸笔翔贵。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结甲赴官，不遗一户。上下骚动，不安其生。遂牛河北人户流移，虽上等富家，有驱领车牛，怀挟金银，流入襄、邓者。旋又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徒，仅保首领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不止如此。独赖先帝天资仁圣，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穷极其恶。不然，安常守道之士，无噍类矣。

既而惠卿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变军制，杂用蕃汉，上与冯京异论，下与蔡延庆等力争，惟党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说。违背物情，坏乱边政，至今为患。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虏境，竟不见敌，迁延而归。靡费资粮，弃捐戈甲，以巨万计。自是戎人怨叛，边鄙骚动，河陇困竭，海内疲劳。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荐擢任，始终协议，遂付边政。败声始闻，震动宸极。循致不豫，初实由此。边衅一生，至今为梗。

及其移领河东，大发人牛，耕葭芦、吴堡两塞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种。投种而归，不敢复视。及至秋成，复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稊稗。雨中收获，即时腐烂。惠卿张皇其数牒转运司交割，妄言可罢馈运。其实所费不赀，而无丝毫之利。边臣畏惮，皆不敢言。此则惠卿立朝事迹一二。虽复肆诸市朝，不为过也。

若其私行崄薄，非人所为，虽闾阎下贱，有不食其余者。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促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钱置卖田产，使舅郑膺请夺民田，使僧文达请夺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辅推鞠其事，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故事不复究。案在御史，可复视也。

惠卿言安石相与为奸，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冯京也。京、安石，皆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惟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见其在位，侧目畏之。

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于己。必取仁于父兄，信于师友，然后付之以事。故放齁违命也，而推其仁则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则可以弑君。栾布唯不废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贤；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许其义。二人终事二主，俱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无施不可。虽公私有异，而忠厚不殊。至于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见诛于曹公，而牢之见杀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复，势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驾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利究害，终畏此人。今朝廷选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间，譬如薰莸并处，枭鸾并栖，不惟势不两立，兼亦恶者必胜。况自去岁以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牟或以黩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论奏奸邪，至于邓绾、李定之徒，微细毕举，而不及惠卿者，盖其凶悍猜忍如蝮蝎，万一复用，睚眦必报。是以言者未肯轻发。臣愚蠢寡虑，以为备位言责，与元恶同时，而畏避隐忍，辜负朝廷。是以不惮死亡，献此愚直。伏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铁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界四裔，以御魑魅。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吕惠卿用事于朝，首尾十余年，操执威柄，凶焰所及甚于安石，引用邪党，布在朝右。臣今陈其罪恶，必阴有为之游说以破臣言者。唯圣明照察，不使孤忠横为朋党所害。

 

苏轼《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彼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

 

《乞诛窜吕惠卿状》至今还能作为美文被「赏析」，苏轼的制词更是在当时就「天下传颂称快焉」。其中，苏辙以「我也曾是不慎误入土匪窝的新法元老」之态自居，从条例司时期的旧账翻起：「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冥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上个月隔壁老王还「名高一时，学贯千载」呢，隔了一个月就变成「山野之人」「冥无所知」了，还说青苗法免役法都是吕惠卿手把手教导的，你咋不去写个《震惊！条例司内幕大起底，一代变法宗师竟是现学照抄》呢？至于后面一一列举的吕惠卿从中枢主持变法的政绩到在鄜延、河东路为经略使所生的边事（包括「始变军制，杂用蕃汉」的军事改革），看起来倒真是一个「入相出将」之综合型能臣的测写了。——也多亏了苏辙这番「表彰」，吕惠卿复起的后半生还真在宋夏军事史上留下了显耀一笔。

而苏轼的「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宜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也是撒开了欢儿地干起了（政敌眼中他的）「老本行」——讥讽先帝。

 

倒吕事件苏辙的精准狙击可谓是首功[1]，两个月内，他连上三奏章，第一篇《乞诛窜吕惠卿状》后，吕惠卿从知扬州被贬为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分司南京，苏州居住；苏辙再上《再乞罪吕惠卿状》，称「近岁奸邪，惠卿称首……既领宫观……使之一旦复摄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于是吕惠卿从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被贬为中散大夫、光禄卿，仍然分司南京，苏州居住；几日后，苏辙再上《论吕惠卿第三状》，说容忍吕惠卿苏州居住，乃「蓄虎豹于近郊，终贻后患」，应该「投之四裔，以御魑魅」，吕惠卿就乖乖被再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并被附送上苏轼的绝美诰词）。——看起来，二苏在批倒批臭吕惠卿的大业中达到了「笔墨方寸间死敌灰飞烟灭」之宇宙生命大和谐。

 

不过，正如莎士比亚说的那啥，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

把吕惠卿说成是粪坑里的蛆虫，就免不了给神宗抹黑，妥妥地为日后埋下祸患[2]；而一手促成吕惠卿两月之内被三夺其官，不得不说也给后来苏辙自己和苏轼遭N连贬开了先例。

而且，这「天下传颂称快焉」的优秀奏状和绝美制词传到章惇眼前，又会是什么效果呢？别忘了，他与吕惠卿的关系，如曾布所嘲讽的，「人言惇与惠卿为刎颈之交，半夜之客，又目之为城狐社鼠」——倒不是说他一定会从朋友角度为吕惠卿「鸣不平」，但肯定也会藉此明白苏氏兄弟对神宗（这个对他有知遇之恩、甚至与他有诤友之谊的皇帝）、对新党（其中包括对他同样「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的王安石和他欣赏的同僚），以及对变法（这个他自己选择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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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十月，章惇一度以侍奉八旬老父为由申请去扬州，朝廷也准了，苏辙那时拜起居郎、权中书舍人，由他撰写的《章惇知扬州》制诰词曰：

具官某，早以文词中选，拔出于众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于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缘议论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绰有安靖之风；卧而治民，不失绥怀之体。眷扬楚之重地，据吴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顾之忧，俯足以慰尔思归之愿。

——这被刘教授评价为：充满了苏轼、章惇交往的身影（因为cue到了章惇熙宁八年那首《寄苏子瞻》：「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十一月，上面那封诏书发出后，章惇启程去扬州，都走到汴京了，却由于王岩叟、朱光庭的阻挠，在途上又被赶回了汝州[3]。章惇对此气愤难当，回到汝州后不死心，又申请「提举洞霄宫」。他直接放弃当官而选择投闲置散，只图一个能「自便」（能随意选择居住地），「而谏官犹疏章惇罪恶，遂复留汝州」（←直到元祐三年四月才允许他真的「自便」）。

 

十二月二十七日，苏轼给章惇寄去一封《致子厚宫使札》（字帖真迹如下）：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在这封章惇被外放时期唯一留存下来的苏轼写给章惇的文字中（按开头「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所示，应该是之前写过一次信，章惇也回过了），苏轼没有就之前苏辙的言行进行任何解释或致歉，甚至还有点「啊，你终于可以提前归隐了呢」的谜之恭喜[4]。 

 

所以，章惇在元祐二年过元旦除旧纳新之际收到这么一封信，会是什么心情呢？

Be honored for the worst year of your life？

还是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章惇不再与苏轼有往来，却保留下了这封信（还留到了今天），简直想给他点一曲《Der Letzte Tanz/最后一支舞》）

 

这段时间，基本可以断定，章惇与二苏的关系已是完全的陌路[5]。

 

 

不过，以我个人之见，章惇被贬汝州到提举洞霄宫当闲人，即使这会使章惇彻底放弃与苏氏兄弟的友谊，但也不至于使得章惇就此「恨」上二苏，毕竟，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御府。

 

再说了，跟日后「端王轻佻，不能君天下」的政治suicide attack一样，章惇对着太后帘子大喷司马光和其他同列，扬言「他日安能奉陪吃剑」，这本就是个自撞南墙的精彩表演。他自己主动干出这等疯逼的事，高太后不贬他那才是奇了怪的。
——就像某国大使的辩护逻辑：我们在讨论苏辙随大流落井下石上奏《乞罢》是否是个好主意之前，应该先问问章惇，如此不堪地得罪司马光和高太后是个好主意吗？

况且，历史地看，章惇因其「佻薄险悍」所受到的「惩罚」，不仅比起二苏后来一个雷州，一个儋州要「优待」太多，就算同比元祐时期被贬到新州的新党同僚蔡确，也是轻省不少的（←是的，大招还没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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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文章认为当时「对王安石优加厚礼+批臭吕惠卿」都是司马光的意思，是他往年「误上者安石，误安石者惠卿」论调的延续，绍圣元年时右正言张商英也指出吕惠卿获罪是在于「言臣本以惠卿与司马光争经义有隙，构其事以媚光」。当然，以苏辙的秉性，他肯定不会自认被司马光「当了枪使」，且以这篇《乞诛窜》言辞的激情充沛度和后续连追两札的热切劲儿，也充分表明了对于「倒吕」他是充满「主观能动性」的。我个人感觉，大概还是条例司时期的旧账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不知不觉给长成了「我苏与王党必有一战」的大树。

[2]都不用等到哲宗亲政的绍圣，早在元祐八年，苏轼就被监察御史黄庆基攻击过：「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有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圣神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肯从蠹国害民之谋乎？」

[3]章惇被任命知扬州又半途被赶回汝州，这不是朝廷故意在「耍他」，而是当时中廷的高太后、宰辅、台谏三方势力在博弈权斗，旧党内部矛盾往往就转化为了「新旧矛盾」。具体分析可参考王化雨《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4]之所以说是谜之恭喜，是因为章惇虽然提举杭州的洞霄宫，但一直被强制汝州安置，苏轼写这封信的当口，章惇人在汝州，他能归安个毛线的丘园？直到元祐三年四月朝廷才同意他可以自便回苏州（好歹能回他的沧浪亭「归安」了），只可惜「及诏下，而父已卒」，而这，都还是范纯仁（一说吕公著）这个政敌帮章惇争取下来的。相比之下，祝福他提前归隐的苏轼，三年间在中央朝廷却对章惇所遭受的羞辱待遇袖手旁观。

 

[5]《关系考》中提到元祐四年苏轼在杭州修好苏堤时，章惇还还题诗赞美「天面长虹一鉴痕，直通南北两山春」，我怀疑应该是原始材料把章衡误传为章惇？章衡与苏堤的关系，可参考《「苏堤」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