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苏轼关系的「甜甜圈」之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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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1085），新君登基，苏轼与章惇重逢于汴京，老友多年未见，相处甚欢，本是好事。他们似乎还一度回到了互相打趣的「中二时光」，章惇调笑苏轼的《日日出东门》那几句「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笑我此何求。我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说他「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苏轼还回嘴：「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

 

这时，多年「不响」的苏辙（时任右司谏），突然放个大招，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十八日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右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屑异。屑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分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缓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怎么突然就来这一出了呢？感谢伟大的年谱君，我们在此仔细梳理一下苏辙diss章惇的上下文：

❶元丰八年年底，苏轼到达京师，就任礼部郎中，那时朝堂就很热闹了，发生了「司马光、章惇不合，轼劝惇尊重光」一幕，苏轼同期也与司马光争论了役法，「以为免役法可去其弊而不变其法，并论给田募役法便民，光不以为然。」

 

❷元祐元年二月，苏辙也到了京师，任右司谏。身为谏官，苏辙很快进入battle状态，二十七日上了《乞选用执政状》，把现存的执政全部diss了一通：

左仆射蔡确，憸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闇性暴，才疏行汙，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为有，安能为无。……陛下新临天下，人才衰少，此数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则愿择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为莫如蔡确、韩缜者也。

——不过，赶人要按节奏来，苏辙最先攻击的是蔡确、韩缜两人。

 

❸与此同时，司马光以钢铁般的意志硬推「各路五日内复行差役法」，政令一出，大臣议论纷纷，地方上「一概差定，一路为之骚动」，司马光不为所动，上《乞坚守罢役钱不改更札子》游说太皇太后高氏（以下称「高太后」）不要动摇成命，「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候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为晚。」

到二月二十八日，章惇上《驳司马光剳子奏》，洋洋四千多字，将司马光之前的几个札子合并「看详」后，将其中失实、不合理或自相矛盾之处一一指出，逐条辩驳，并提出切实的改良建议[1]，最后盖章「光虽有忧国爱民之志，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绪，可惜朝廷良法美意，又将偏废于此时」。朝廷暂时接受了章惇的驳议，置详定役法所检阅役法缺失。司马光带病上奏《乞申敕州县依前敕差役札子》，役法所唯光是从，又令依原诏施行。章惇与同列于高太后帘前争论喧悖，有「他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惊吓众人，于是台谏纷纷出动，指控其「庙堂之上，诋诟同列，摧辱公议，屠沽之言，播在中外」（《续资治通鉴长编》369卷几乎是「群殴章惇专场」，非常精彩），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也在此时随大流地呈上。

 

❹当然，咱们有一说一，苏辙不是只针对章惇一个人，而是「在座的各位新党都是辣鸡」的态度，况且比起章惇，苏辙前后diss得更凶狠的是还蔡确和韩缜（攻击韩缜多达「八状」）；苏辙也的确不是一个人，上书罢免章惇的是全体旧党台谏，包括但不限于刘挚、梁焘、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刘教授的《关系考》里，就悉心罗列出了两个月内的言官骂人剳子，真正把他骂出了一朵花：

宋神宗崩殂，高太后垂帘听政，政治生态产生变化，无论是「三奸」，抑或「四凶」，章惇皆榜上有名，屡遭朝臣攻击，如孙觉作〈劾韩章惇张璪奏〉，刘挚作〈劾章惇〉〈乞罢章惇疏〉〈再乞罢章惇疏〉，梁焘作〈再劾章惇奏〉〈詈章惇罚不当罪〉〈再论章惇罚不当罪奏〉〈乞正章惇之罪奏〉，王觌作〈论章惇言役法未便事奏〉〈乞速罢韩頵章惇张璪奏〉，林旦作〈乞察蔡确章惇等余党阴谋疏·一〉〈乞察蔡确章惇等余党阴谋疏·二〉〈乞察蔡确章惇等余党阴谋疏·三〉〈乞察蔡确章惇等余党阴谋疏·四〉，朱光庭作〈乞退三奸进三贤奏〉〈乞罢蔡确章惇韩奏〉〈再乞罢蔡确章惇韩奏〉〈论去奸邪进忠贤奏〉〈乞进贤黜奸奏〉〈乞逐三奸奏〉〈再乞退三奸进三贤奏〉〈乞逐章惇韩缜奏〉〈劾章惇韩缜奏〉〈又劾章惇韩缜奏〉，孙升作〈劾章惇奏〉〈再劾章惇奏〉〈三劾章惇奏〉，王岩叟作〈乞显黜章惇奏·一〉〈乞显黜章惇奏·二〉〈乞治章惇无礼于君之罪奏〉〈乞革大害去大奸奏〉〈以天旱再乞罢章惇蔡确奏〉〈再乞罢黜蔡确章惇奏〉〈乞将论列蔡确章惇疏付外施行奏〉〈弹劾章惇奏·一〉〈弹劾章惇奏·二〉〈弹劾章惇奏·三〉〈弹劾章惇奏·四〉〈弹劾章惇奏·五〉〈弹劾章惇奏·六〉〈再乞降黜章惇奏〉。这些密密麻麻的奏章皆把矛头直指章惇，章惇被评得一无是处，被攻击得遢体鳞伤，体无完肤。

——如果章惇本体真是只猫，此时怕也全身中箭被叉成了刺猬。

 

❺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苏辙那段时间相当地「勤政」。除了攻击新党，他也以每日X贴的频率，相继发表了「放免民间积欠」「废除蜀中榷茶」「招河北保甲充禁军」「追责韩缜割地予辽」「废罢官水磨」「埋葬城外白骨」「赈救淮南饥民」「废忻州马城盐池」等意见，光闰二月十八日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那一天，就一并上了《乞牵复英州别驾郑侠状》《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槩状》《再乞责降蔡京状》《乞擢任刘攽状》——似乎由此可见，攻击章惇只是这位勤奋的小谏官日常操劳的公务中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无意冒犯，但瞧这「南北政务一点通」的架势，实在看不出这位谏官先生是个先前从政履历只有小地方推官、盐酒税的人啊！

❻最后，单看这篇《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大作，苏辙的文辞也是值得玩味的。开头的「立论」就非常清奇：「右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屑异。屑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这是在说考核大臣要「意念识人」，瞪谁谁怀孕？

后面blabla一通，无非是抓章惇「这个人真是太凶了」「先前内部讨论时不发表意见，偏等到诏令颁布了才来挑错，就是故意妨碍公务的吧」之类的小辫子，结合前面的核心论点「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大白话就是：我知道章惇你说不上犯了什么错，但大家看得出来，你的心是坏的！你做人不够善良！你就是成心给司马光难堪，让他下不来台，老脸没处搁——而司马光失了老脸，这不就等于朝廷失了老脸，全体士大夫也颜面无存了吗？[手动狗头]

至于什么「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拜托，你这句话能再假一点吗？你亲哥不久前还跟司马光争执役法气到骂「司马牛」呢！

  

苏辙这玄学似的《乞罢》奏状，之所以写得这么纡徐婉转，不知所云，估计是顾忌到苏轼那时跟章惇还算有交情[2]，勉强给章惇留了点面子吧（与之对比的是，他diss蔡确和韩缜的剳子文风可毫不婉转）。

 

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里对苏辙此举评价道：

实际上，对于役法，苏辙与其兄轼都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在司马光废除免役时，苏辙就提出：「盖朝廷自行免役，至今仅二十年，官私久已习惯，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龃龉不齐。」直至晚年为苏轼所撰墓志中，还批评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的做法，但在章惇与司马光争役法时，苏辙却违背事实，放弃原则，希合司马光，诋讦章惇。本来，对这种有失君子之态的表现，苏辙是相当反感的，他在后来回忆更化初期的历史时，便指斥「台谏官多君实（司马光）之人，皆希合以求进」（《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语），可自己为台谏时，不免此嫌。

——一个纠结的「两面派」跃然纸上啊！

 

从道理上讲，苏辙知道章惇的所作所为本是挑不出毛病的，特别是在役法这个重要议题上，他和苏轼虽说不是stand with章惇，但也都知道司马光急冲冲废除免役法是要不得的，然而从「政客的生存法则」来讲，他们又是万万不能stand with章惇的。当时更化熙丰新政已是大势所趋，他又身处「攻击新党和新法大前沿」的台谏，那么上奏状攻击章惇就是一个「纳投名状」般的必然行为（相比其他台谏同僚，他炮轰章惇已经算是最迟缓的了）。他和他兄长都是司马光召回中央的，以后也要仰高太后的鼻息，在这种「关键问题」上绝不能出错，他兄长不愿意明确表态，那就只能他硬着头皮来做了。

 

在以前惯常的「苏·大家都爱他·却总有奸臣要害他·至尊白莲花·轼」视角叙事中，好像他和章惇二人原本嘻嘻哈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冒出来扔了个响雷，把二人强行炸开，从此渐行渐远，竟成陌路仇敌……但如果我们学习一下POV叙事/平行剪辑，把镜头切换到——都不用切太远，只转到他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身上，就会发现，其实这位「沉默男配」才是真正值得一段Dramatic monologue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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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惇这篇《驳司马光剳子奏》（原文见《长编》卷367二月丁亥条），是篇非常有分量的政论文，立意直接，行文坦荡，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并且出乎我意料的是——基调非常平实克制，有理说理，有据讲据，有错指错，就事论事，不涉及任何人身攻击、人品Judge。我原先受「奉陪吃剑」那个八卦的影响，以为他那时对司马光的刚愎自用肯定充满了愤怒与鄙薄，在写这种驳论时应该是兴师问罪、气势夺人的语气，没想到看了原文，才发现居然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檄文」。

不少专著或论文中，提到他这篇驳论，往往引用朱熹的评价：「章子厚与温公争役法，虽子厚悖慢无礼，诸公争排之，然据子厚说底却是。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他出去。又他是个不好底人，所以人皆乐其去耳。」——但我们应该注意，章惇这洋洋洒洒的四千字，绝不仅仅满足于「捉个痛脚」以显示自己有多聪明，他一一辩驳了司马光因对现实情况不了解和基于一些不实谣言而做出的错误指控，也正面肯定了司马光对免役法最大弊病的正确洞见：纳钱给原本不必充役的下户人造成困苦，以及必须纳钱导致的社会性钱荒。他深切忧虑急促废法会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也做出了最大范围的妥协让步：役法不是不能改，但请求朝廷务必要「曲尽人情，使纤悉备具，则推行之后，各有条理，更无骚扰」，最后还提出合理的行政步骤建议：先在京东、西两路试点，派遣晓练政事的官员联合各路转运使和提举巡访每州每县，体问民间利害，切实摸查哪种户适合纳钱免役，哪种户适合出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施行条例。两路详细审定后，再将这些已经熟悉情况的官员每人派往新的一路去依次排查措置。

无论是事实（fact）层面，还是意见（opinion）层面，这都是篇充满务实的理性精神、妥协的政治智慧的政论文。当年对他爱护有加、但也诚实评价他「吏文粗疏」的王安石，如果在去世前有看到他这篇驳论，想必也会为他骄傲的。

 

[2]苏轼凭着与章惇的交情，以法正劝说刘备善待许靖的典故，劝说章惇对司马光不要太凶，「光赖以少安」——而这件小事，竟然是苏辙后来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唯一记录的苏轼和章惇有关联之事，也是非常微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