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札郑乔，能喻斯好”
让我们从史实的冰冷海岸出发，驶入温暖广袤的（CP向）脑补公海。
在（五）中我写到身处历史的间隙对姜钟两人造成了“我不再是我，你不再是你”的间离效果，这种间隙不仅激发了两人对“无限不可能性”（自立/复国）的孜孜以求，说不定也第一次让自由的幽灵意外光顾他们的生活。自由的光顾不是因为他们反抗了司马昭或比司马昭更糟糕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变成了“质疑者”，质疑自己的信念、选择、EGO等等，进而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位于他们之间的、自由得以展露的微小空间。
姜维在史书中是寡言的，一来是他本不是个爱说废话的人，二来是他在蜀汉的参政生涯中可能也没发表过什么有创见的、值得史官记录的政论（除了敛兵聚谷）。但他在钟会面前“闻君自淮南以来…”，却能叨逼叨这么多字，这番话有对现状的分析，有对因果论的见解，有历史典故的引用，还有未来避世生活的展望——看起来，姜维还是很有口才的嘛。
他们既然聊了这个，那就很可能还聊了别的。毕竟天天呆在一起，总不能是沉迷玩双陆吧？
在我的想象中，作为两国的顶尖人物，又是在那样奇特的境遇下早晚相对，纵横论道，理应交流起关于那个时代种种宏大命题最前沿、最深刻的观点，展开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比如：“汉室”与“魏廷/晋道”执政理念的本质区别，大一统还是大分裂，各国君权与门阀世家的制衡，各自刑名制度的顶层设计，选拔人才的体例标准（忠孝、才性），外邦“政治移民”与本地土著的身份认同，雍凉与陇蜀的地缘政治，羌胡、南蛮对汉人的依附与反叛……如能留下只言片语，应该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甚至哪怕只聊军事，比如山地攻防与平地城战的打法、闪电战与消耗战的后勤规模、情报运用的离间与反间、单兵作战与列阵斗法、文帅与武将的人际关系……可交流的话题真的很多。
当他们熟络一点、亲近一点，还可以聊聊他们自己：
他们同样是幼年丧父，而立失母；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只有冷漠疏离的兄长和远亲；可以聊聊他早先失散的妻子，他追求失败的男子；聊聊他仅相伴六年的恩师孔明，他英年早逝的慧友辅嗣；聊聊他北伐中失去的战友同道们，他目睹过其陨落的朗朗名士们——怀念那些他们失去的爱……
如果活在一个“吴札郑乔，能喻斯好”的世界，我简直找不出他们有何理由不会成为知己。
——顺着钟会《与姜维书》的提点，我细想了一下，吴札郑乔的“好法”似乎的确很不错，Good For Him（。
如果我们毫不怀疑钟会自己就是资深的名士鉴赏家的话，那么他对名士间交往的方法论，想必也有精妙的见识。
对于他自己一手捧出来的“TOP名士”姜维君，他显然也畅想过与之交往的模式，并大胆向对方offer了出来，那就是：请允许我像季札交好子产一样，与您交好吧。
季札和子产怎么个交好法呢？就是季札代表吴国到郑国友好访问（那时叫“聘问”），与郑国的子产一见如故，交浅言深。两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闻名不如见面，互相欣赏是不奇怪的，但两人毕竟是所在诸侯国的王族，也仅限于“一见”，之后就“不如怀念”了。
钟会提出这个交往模式，大概是因为：1）要从历史上找出与当代相似的两个国家之间重要政治人物交往的例子，他只能从大一统之前的先秦时期来找；2）他很可能自比季札或子产中的某一位（应该是季札）；3）他很向往那样的时代，并且他打心眼里认为，也只有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当下），名士们才能真正地活得像个“士”样（正如他的名字所追慕的先贤）。
另一方面，他很可能也敏锐地预感到了，他和姜维，无论见面后他发现自己多么欣赏对方，他们两人也只适合各据其国、各为其主后的平等结交，而不能同朝为臣。
他没法设想同朝为臣的样子。
首先，他不可能去蜀汉，毕竟他爹是曹魏的太傅，他生是魏国世家名公子，死是魏国小精灵。即使后来司马氏专权，他也不会沦落到夏侯霸的境地，因为聪明如他早早地站队到了司马氏这边。
其次，姜维当年如果不是马遵搞鬼，倒的确是应该留在魏国的，但很可能和邓艾一样，一辈子在雍凉为边将，而永远进不到洛阳的政治核心和“中土名士圈”打成一片。即使他因为某种机缘挤入洛阳政治核心了，他很可能也会站队失败，而钟会，会（帮助司马氏）把他变成下一个诸葛诞或夏侯玄，等他死后，再默默地怀念。
假使“无限不可能性”出现了，姜维真如某篇姜钟文所设定的（但并不拥有前世记忆），留在魏国了，也努力打拼进洛阳了，还主动投靠司马氏了（其实还蛮难想象姜维和司马兄弟能互相看顺眼），终于和钟会同一战线了，那么钟会，因年龄和资历的巨大差距，大概会仰慕中带着嫉妒，嫉妒中掺杂敌视，说不定一赌气一放飞，就把自己变成下一个诸葛诞或夏侯玄了，而姜维，很可能对他这个“孺子辈”Don't Give A Shit。
所以，钟会自己盖章了：季札和子产那种一面之交，最适合我和姜维。
各据其国、各为其主是充分前提，友好外交、平等相待是必要条件，他本人并不想与姜维打打杀杀。
但是回到现实，魏蜀之间，出于先帝们定下的“汉贼/魏贼不两立”原则，要么姜维缕缕寇边，要么钟会一举伐蜀，非打打杀杀后无以碰面——且非一方投降另一方，无以面对面深交。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征调全国的军队和物资），
漂洋过海，啊不，攀山过岭地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我连劝降书的字迹都曾反复练习。
“我咋就这么天生劳碌命呢？”钟会沉重地想。
---------如果我们顺着钟会的频率共振下去---------
史书或八卦集中的钟会，其Image一直在才高性真与汲汲于名利、进退有度又放飞自我的边缘徘徊。
他入蜀后祭武侯拜蒋琬，过剑阁还给自己掘个空冢，受降时调侃“伯约来何迟也”，一直到拿出伪造的郭太后遗诏，他都是一种难以定义的松弛状态。
他真正的紧张，出现在「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
——直到那一刻，他潜意识都认为军事武装冲突是可以靠“说服”来调和，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暴力杀戮。
话说回来，也不怪钟会Naive，看似轰轰烈烈的伐蜀之战，其实根本没有一场正面战场的大会战。钟会可能原本是准备着的，但在汉中没有打起来，剑阁没有打起来，到涪都都还是没有打起来。邓艾那边是打过了，但那是偏军，且也只打了绵竹一场中等程度的阵地战就End of All。
本质上（或者说习惯上），他是一个谋士，玩弄“权力的游戏”靠的是理性言说，或阴谋算计，而不是对对手实施身体暴力肉体消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签，那么，不用杀魏将，矫个太后遗诏就成功自立，自然也是上上策。
你不能说混到钟会那个位置的人“傻白甜”，但不可否认的，钟会身上可能还残存着一股“高尚的天真”，一种既能作为开端和始创者掀起事件的风暴，也能作为旁观者站在行动之外，忘却对自身生命的忧虑而单纯被一连串壮观景象所吸引的天真，一种“我是能成大事之人，更是有大趣味之人”的天生高贵。
他在《刍荛论》里写了：「凡人之结交，诚宜盛不忘衰，达不弃穷，不疑惑于谗构，不信受于流言，经长历远，久而逾固。」
可以由此理解，在钟会的心目中，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真正的名士应当且必须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
那么，在达成了注定载入史册的伟大功业、“方趁我平生之愿”的巅峰，在世界的永恒之物向他显现和敞开的时刻，他还能找到怎样无愧于这份不朽的趣味呢？他能从中获得怎样与之相配的思想启迪、寻觅到怎样契合的心灵良伴？
他也在思考着历史，“每惟畴昔，尝同大化”，他试着从那些从小诵读的经典中、从过去的遗产里发现新的遗言，从那些失落已久的传统中领会出新的启示。
春秋时代，对一个国家有头有脸人物的尊称，就是“国名+人名”，或是“地望+人名”。
而“吴国的札君”“郑国的乔君”这样的名头，现在看起来，似乎札、乔是那极其尊贵显耀之人，以至于他们的名字所维系的庞大体量、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就像是一个国家。
在那个钟会想象中的持久、坚实的世界里，一个远方的人，也正像那个神秘的国家，他的外表含着独特的山川风物，他的内心藏着曲折的街巷阡陌。钟会对这个人充满好奇，所以他就远道而来，探访他所在的国度，他所获得的新鲜与兴奋，就像没有地图的旅人，畅游在异国他乡。他一路跋涉过的山山水水，领略到的千变万化、日新月异，亦如与那个人相遇相知的崎岖、相惜相许的幽美。
“我该不日返乡，还是继续逗留？”
最终，钟会以他作出的实际选择——在这个真实的、须臾变幻的、并非为吴札郑乔设定的危险世界里，他必须冒着风险作出重要选择——表明了：即使有关姜维的所有批评都是对的，姜维仍然是比他的批评者们更好的友伴。（“不疑惑于谗构，不信受于流言”）
他的行动也回答了：即使我和伯约的相伴中充斥着处心积虑的错误、明明白白的谎言，我也不会不甘心乐意让自己与这样一个人一道走上歧途。（“经长历远，久而逾固”）
这份趣味指引他不光找到了他的友伴，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他不再怀疑自己是不真诚的，他终于敢于袒露自己了。
